（作者 彭涛）

　　拙作能够在《开放时代》刊出，笔者荣幸之至。当责任编辑询问是否可以书写一篇作者札记，讲述论文背后的故事时，作为一名尚处在学术大门门槛上的“小学生”，更恐才疏学浅、力不胜任。于是，我努力搜寻可以就文章说点什么。其实，于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大多数文章产自田野，两者密不可分。故此，我便想着就文章和田野略谈些感受。

　　文章得以发表，离不开老师们的指导、田野伙伴及朋友们的帮助。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张应强和谭同学。张老师虽不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但他沉稳持重，默默付出，鼓励我前行；谭老师则在理论思考和具体行文上，给予细心指导。其次，感谢吴重庆老师和期刊编辑等各位幕后工作者，以及匿名评审专家，是他们让这篇文章能够与读者见面。再次，要感谢田野的伙伴们，是他们带给我一个与自身生活世界不一样的天地。最后，感谢徐有威老师等各位启发和帮助我做研究的老师、朋友。

　　动笔前，人类学的学生一般会进行田野调查，从田野中生发出相关议题和讨论，我便是如此。为何会撰写“厂社结合”这一主题的论文，坦白讲，未找寻到相关材料前，我并没有往这方面想。所以，这篇文章能够诞生，也有其偶然性。我并非带着问题或假设去验证，而是在田野甚至是“边角料”的基础上，逐渐发现研究的问题。当然，文章并非完全的“无心之作”，它与我博士论文的设想有密切联系，大论文聚焦的就是“三线”工厂（德胜厂，从北京迁徙而来，生产计算机外围储备和输入输出设备）内部社会和家庭婚姻。当我身处田野时，强烈感受到工人们在和周围村寨对比时的心态变化，可以用从“骄傲”到“失落”来形容，这刺激我注意到工厂和村寨的关系，以及几十年来的变化。我原本设想挑选旁边的一个村寨作为对照，但因工厂本身的复杂性和时间限制，最终未能实现对村寨进行田野调查。这篇小论文便是在这样懵懂的想法中，有了最初的“苗头”。

　　起初田野时，接触的都是北京内迁工人，他们能够清晰地讲述如何来到“三线”和建设工厂的故事。在他们的观念中，当地的苗族群众较为“落后”，不会算数，不讲卫生。此外，不少工人谈到自己去周边公社演出、宣传等经历。这些零碎资料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工厂与公社曾经存在来往。当时，我还不知道“厂社结合”政策。直到有一天，我遇到北京内迁工人孔治正。他当初负责联络工厂和公社的工作，向我介绍了这一政策和具体实施情况。再到后来，我接触到厂里的“轮换工”群体，其中不少便是来自工厂对面的公社（德胜厂“轮换工”大部分来自于黔东南黎平县）。出生于公社的杨兰英就是以“轮换工”身份进厂的。后因政策变化，这批人转为“正式工”。随着德胜厂的破产，不少“轮换工”又回到村寨。这一点与他们的婚姻有关系，不少人的婚配对象是同乡，组成的多是“半边户”（夫妻仅有一方为正式工），这使得他们有回乡的动力和可能性。我在厂内并没有遇到太多与杨兰英有类似经历的人，但通过社区工作人员杨晓迪的介绍，我也了解到不少故事。她曾经也是工厂职工，后来在社区工作，所以对这些情况比较熟悉。最可贵的是，在杨晓迪的帮助下，我获得了不少关于德胜厂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从另一个视角讲述了工厂和公社关系的故事。这些记录，让我更清楚地知晓工厂层面的态度和取向，由此补充了生活视角的零碎性和断裂性。

　　坦言之，这些从田野中搜集来的材料，当时并不足以构成论文这一大楼的“砖瓦”。能成为砖瓦，皆因后来的加工。在田野中，抱着“以后兴许有用”的态度，我努力将能够找寻到的材料悉数收集。所以，买回来的“砖瓦”有些能用上，而有些用不上，只能根据事后的大楼来重新挑选“砖瓦”，甚至说还要补充。大致而言，不同群体职工的讲述和已有的文字材料，构成了论文最初的可能性。

　　2021年9月的一天，我和谭老师在广州见了一面。我将这些材料和大致想法告诉了他，他并未设置框架，鼓励我先将文章写出来。一周后，《开放时代》第五期刊发了关于“三线研究”的专题，其中一篇便是徐有威老师关于“厂社结合”的文章，这让我更加有了奋斗的动力。由此，我便找寻已有的研究，并归拢田野的相关材料。这篇文章从可能性，开始走向了实际存在。

　　具体写作过程，自然也是经历了反复修改。起初，我将“三线研究”中关于“厂社结合”主题的研究做了梳理，并结合田野材料，写成了第一稿。这一稿中，“厂社结合”谈了很多，包括具体的开展、限度和原因等。但这些都是经验的陈述和总结，没有理论对话点和整体性解释脉络。谭老师看完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在平时学习中，可以发现别人的问题，而当自己写作时，仍旧无法避免。指出问题的同时，谭老师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以单位制的视角和相关理论看待，工厂和公社涉及资源的横向流动，这就与既有的重视资源纵向流动的单位制研究形成了对话，同时也与“三线”研究中的一些看似矛盾却实际为一体两面的探讨形成了勾连。老师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细致修改下，文章得以产出。

　　投稿给《开放时代》后，一个月便收到了匿名评审的意见。专家有见地地指出“厂社结合”作为一项政策，无法完全概括工厂和公社之间的往来和关系，文中材料并非悉数关于“厂社结合”。在谭老师的帮助下，我完成了修改，将范围拓展到工农合作，并对诸多表述进行了重新界定。提交修改版后，不久便被《开放时代》接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促进了论文的成熟。最终在责任编辑的细致修缮下，得以面世。

　　具体内容和观点，论文已呈现。研究不足之处，更能指明努力的方向。一位师弟评论“要是关注我们农民的文章也能被看到就好了”，言下之意便是论及工农关系，“农”的方面需要涉及。确实如此，关于公社（村寨）的立场和观点并没有呈现（文章主要基于“三线厂”的视角），某种程度上回到了田野之初未完成的设想。其次，双方的关系在长时段的变化，本文亦未涉及（论文主要涉及建厂初期，即1965年—1966年）。再者，厂内工人“种养”的习得和“种地”的习惯需要追问，显然与周边环境的影响和内部“轮换工”群体影响密不可分；工农关系如何落地到实际的生活和关系之中，落地的观念如何反过来影响对相互关系的认识，似可进一步探讨。这几点便是文章可以进一步延伸和探讨的方向。完美的文章和田野自是不存在，留下的都是“心心念”的遗憾。或许正是未尽之处，促使着我思考接下来应该如何做。

　　以上就是论文产生的具体过程。从可能到成形，从投稿到刊出，或许具体的表述会改变，但故事的要素和顺序一定会被记得。作为我的第一篇小论文，这些记忆弥足珍贵。具体内容和观点自然重要，田野、写作和修改这些过程同样不容忽视。如同一位母亲，她会在意孩子成长的点滴和疾病之类的缺陷，而对于孩子长相，可能会相对忽略。多年后，我可能不记得这篇文章写了什么，但对于田野过程、文章的不足之处，以及老师们的指导、田野伙伴的帮助，依然难忘。

　　彭　涛：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