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走进田野——民俗文化调查札记》，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风波到来前，绕河是抱慰我的遥想故乡，Y阿姨一家和S老师则是我在绕河最可亲可敬的人。2018年我第一次来到贵州省黔南州绕河村——“上绕家”人聚居地，因“绕家‘呃嘣’”非遗数字化采集任务，我得以与他们相处数月。Y阿姨和S老师的责任心、正义感以及对绕家文化深沉的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阿姨和老师待人和善，家庭和睦，子女在他们的支持与影响下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们眼中的我踏实乖巧，故而在相处中也给予了我更多的关爱。硕士入学后，在考虑毕业论文选题时我自然地想到了绕河，想到了他们。

出于安全考虑，第一次正式到绕河进行田野调查，我叫上了同学一起。走寨访谈之余，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在Y阿姨家中度过。怕我们住不惯，阿姨拿出新建平房的钥匙让我们去住，叔叔奶奶也总是嘘寒问暖，担心我们吃不好睡不好……除天气闷热、苦恼没有思路外，流水清浅，麦浪碧绿，猫咪可爱，在古朴木屋和亮洁方便的平房间来回穿梭令人自在愉快。每天帮着他们择菜洗碗，剥包谷喂马，聊聊家长里短，让我感到自己渐渐的仿佛被视为家中的一员。后来每次离开绕河，奶奶总要叮嘱一番，立在家门口远远的送，正如每次送她孙女那般……S老师是他们寨中的寨老，掌握着丰厚的绕家文化，并且兴趣爱好广泛，对知识和艺术有着自己的坚持和追求。因性格内向，寡言孤僻，鲜有调查者可受邀入室得以对他访谈。基于之前的交集，我与同学却常能受邀去到他的家中，对于我们想了解的绕家文化，S老师知无不言。

再到绕河调查时，独自一人我觉得也并无关系了。知道我要调查绕家年，Y阿姨便邀约我同她去黔东南的“下绕家”吃隔年酒。我对“下绕家”是全然陌生的，在那个更为偏远的小山村里，叔叔和阿姨是我唯一的熟人。隔年酒是绕家年前为去世满三年的绕家人举办的酒席，一般而言外人不能参加。隐约中，我听出阿姨和叔叔在向同来吃酒的人解释说我是他们“干女儿”。其实，在第一次田野调查后不久，他们就表达过认亲的意愿。在绕河和Y阿姨一家的相处于我而言是温暖慰藉的，但“干女儿”这样的身份指向亲密关系，这让我感到沉重。婉言彼此心底珍重便好得到理解后，我也不大放在心上了。当下听到叔叔和阿姨这样说，我没有表现出拒绝，心想索性就当作个暂时性“手段”吧。冷寂的寒冬里，阿姨陪着我到处走看询问。夜晚，异乡的吊脚楼里逼仄的床榻上，我依着她渐渐睡去。再回到绕河准备访谈S老师时，S老师正忙着装修新木房。他刚从城里赶回的女儿正在为他归置书房，我见状便帮起了忙。S老师的笔记和书又灰又沉，我俩忙活了好一阵才收拾好。见S老师还没忙完，我便放弃了当天的访谈，跟他说我就看看他的那些书就好。看着S老师的笔记和书，我不禁敬佩起他的好学认真，尤其是那积累多年的歌本、择日笔记，可谓独一无二的绕家文化宝藏。没看到绕家年的相关内容，我将老师的笔记铺展拍照留念放回后便告别离开了，准备改日再来。没曾想，一场突发的风波让这个“改日”隔了一年之久。

风波源于我对叔叔某次言行的过激反应。回绕河后，某天晚饭临收拾碗筷时，我和叔叔两人单独在火炉边，他迂迂回回地问到：“像我们这样，在你们那，你应该称呼我为什么呢？”我想他在引导我称呼出那声“干爹”，这令我骤然紧张，极为不适。我支吾着说：“我们那边只有很小的孩子才会认干亲，大概叫保爷吧。”我匆忙撂下碗筷，等叔叔离开饭桌后才过去收拾。晚上，想到再过两天就是绕家年了，叔叔阿姨的儿女亲人们都要在这天团聚于家中，那时，他们又将怎么介绍我呢？我更不知该将自己置于何地了……于是，彻夜未眠的我抱着几乎放弃这项调查的心态，借口学校突发急事，在次日阴雨的清晨里怯懦地逃了。狼狈离开后，我向叔叔阿姨袒露，认亲对于我而言实在是件过于沉重的事，可我也真的打从心里敬重他们。叔叔阿姨的安慰和理解，反倒让我更难释怀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提起绕家我不再是单纯的亲切欣喜。某天，S老师打来电话，恰逢我才从“下绕家”田野调查回来，我兴奋着咿哩哇啦向他说了一通在“下绕家”的收获，我知道他对这些一定也很感兴趣的……那份亲切喜悦实际上还是包不住的。平常内向寡言的S老师只是嗯了几句，我也觉得正常，直到他问我：“我那本《摆船》的歌本，你拿去了吗？如果你拿去了你复印好后还给我行吗？”我错愕了几秒，然后平静地说：“没有，我要借，一定会打招呼的，我们的关系，您也不会不借给我，您再找找，实在找不到，我下次搜集资料的时候也多注意下……”随后我们又聊了几句，准备挂断时，S老师竟又再质问了我一遍……我已经忘了是怎么挂断电话，待回过神来，我拨回电话又解释了一遍，而后几乎是哽咽着挂掉了第二通电话。更令我困惑的是，数周后朋友偶然来到绕河，S老师拦住了她，让我把书还回并“证据确凿”地说：“所以说她去我家后，绕家年都没过就急忙走了。”听到这里，我感到真是哑巴吃了黄连……

民俗学或民间文学最吸引我的是它对于主体充分尊重与关怀的可能，一直以为自己是深谙这一点的。面对这场风波，我曾反思到：调查对象自然切不可视之为“工具”，而过重的“情”或敏感、寄托或也会使得彼此感到束缚、无措。那时，我实际考虑得更多的仍是自己的那点委屈和难以接受，我考虑不到“他们可能是为了在当地更好的帮你”；考虑不到歌本对于这位绕家文化守护者来说太过重要，而我自以为的亲近，内向的S老师可能也是还未准备好的……对于他们情感本身的忽视与遮蔽，令我意识到——面对田野中的真情，我似乎不过是叶公好龙，真正的尊重与关怀却远未抵达。良性的情感互动中不应仅顾及自己的得失感受；当情感互动出现问题，作为学人正确的态度更不应该是逃避，而是重新去认识“关系性力量”，反观自身的立场与实践。这最终提醒了我，提升情感修养的必要，修炼田野伦理的必要。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