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列入当年《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件。

     在中国南方，烧纸船送瘟神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除瘟习俗，闽台两地甚至东南亚闽人社群送王船时，也未脱离“烧船送瘟”的原初意义。历史上泉州有五月“以纸为大舟及五方瘟神……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福州有八月五帝（瘟神）巡游于闽江焚烧纸舟的做法，莆田有端午彩舟送五帝（瘟神）习俗，可见送瘟神（五帝）是送王船的“底色”。但是今天绝大多数福建滨海社区的送王船仪式参与者，并不认为仪式仅仅是在送瘟神，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一仪式更多的意义指向是祈求滨海民众生活美满、风调雨顺、四境平安，厦门民间就把送王船称作“做好事”。从请王爷送瘟神扩大为祈求幸福、平安，最明显的语义转换体现在“代天巡狩”名号的使用上。闽南语滨海社区的王船之上不约而同张挂一面旗帜，上书“代天巡狩”四个大字，这是送王船仪式与内陆送瘟神从名号到内容上的最大不同，王爷都是送往大海，所以与其说是“代天巡狩”，不如说是“代天巡海”。

   清代（时期不详）莆田国画《五帝显圣图》中龙舟船舷两面大牌都写有“代天巡狩”字样，表示送出去的王爷承担着“代天巡狩”的重大使命，这个使命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攘除瘟疫这一件事。在仪式参与者看来，除瘟只是王爷“巡狩”的目的之一,“巡狩”更多的意义不能被“除瘟”一意遮蔽。送瘟入海，播瘟异地，那是伤天害理，绝对不是“代天巡狩”的目的。已经有学者指出，“代天巡狩”意义下的王爷不再是瘟神，而是“送瘟之神明”。泉州富美宫有萧太傅王爷、关公、文武尊王（1821），以后有忠义神明萧太傅派出的金、韩、池、雷、邢、狄、张七位王爷登上“金庆顺”号彩舟“驾放出洋，巡游四方”漂至苗栗，这应该是王爷巡境（巡游）的最早记载（1903）；泉州东岳庙的王爷是文天祥、岳飞、陆秀夫、关公、张飞、许远等忠臣义士；泉州斗美宫有池、朱、李三王爷。

     送王船本意为“送王爷之船”，传统研究着力于“谁是王爷”的话题，送王船多被视为王爷信仰的附属话题。台湾学者蔡相辉认为王爷即“朱王爷”郑成功，大陆学者更倾向于王爷最早是送瘟的神明，有服瘟代民而死的池王爷，有为民积善献身的俞大猷，有遭奸人排挤而自杀的萧太傅，有勤政为民的郭子仪、范仲淹、包拯等人，也有专事送疫的东西南北中五方瘟神及下文所述的受害博士（进士）演化而成的瘟神等，这些研究除了辨明王爷身份，对送王船仪式较少提及，林国平所著《闽台民间信仰源流》将王爷信仰列入瘟神信仰，并认为送王船最早也是送瘟神，台湾学者刘枝万注意到送王船中的瘟神色彩已经逐渐淡化，成为集多神信仰于一体的杂神信仰。本文基于相关研究成果和田野报告认为,“代天巡狩”旗号的打出，是王爷的神性由瘟神向全能神转换的一个重要节点，之前的送王船送的是瘟王，作为“代天巡狩”的王爷，则是保护四境平安、风调雨顺的万能神。

     闽南送王船来自王爷信仰，王爷最早是消灭（攘除）病疫的瘟神，由360名博士变来，或传秦始皇坑杀的360名博士变成瘟神，或传唐360名冤死进士变成瘟神，或传明末360名进士不愿降清，集体自杀而成瘟神。送瘟神，除瘟疫，这是我国各地百姓制作“瘟船”并加以焚烧或漂放的最早理由。《泉州府志》载：“是月无定日，里社禳灾。先日延道设醮。至期，以纸为大舟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备，陈鼓乐仪仗百戏，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

     闽南王爷本意是瘟神，用纸船或木船送瘟神是王爷信仰的仪式环节之一，只是后来被放大与延伸，在“代天巡狩”的名义下，瘟神演变成全能神了。闽南滨水村落的送王船仪式中，人与王船的关系，构成了人神关系；王船内部神明的关系也是主次分明，被“拟人化”、“人间化”和“社会化”了。比如漳州市的中山旧桥头的水上神庙进发宫由一主船、两副船构成，主船船舱正中神龛主祀“朱池邢李”四府王爷，旁列剑印将军、九天玄女、玄天上帝、关帝圣君、中坛元帅、玄坛爷、黑虎将军、福德正神等30多尊神像，所有神明各就各位，相安无事，等候着人们在王醮仪式中体面、热闹、神秘地将其送走。

在民间，王爷的职能有多种理解。（1）除瘟者，即瘟神可以消灭降临疫病、散播瘟疫的厉鬼、凶神或邪祟，瘟神对待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人送瘟神的仪式加以攘除。送王船中的各种禁忌，以及烧王船、出海漂王船，都有逐疫（大傩）意味。清道光十九年《厦门志》卷十五“风俗”称送王船为：“圣人神道设教……犹曰：‘得古傩遗意。’”林豪《澎湖厅志》卷九“风俗”云：“窃谓造王船，亦古者逐疫之意，使游魂滞魄有所依归，而不为厉也。”（2）水中遇难的孤魂野鬼的管理者与安抚者,王爷对孤魂野鬼或喝退或安抚。如果是喝退，王爷便面呈凶相，一如捉鬼的钟馗，被工匠做成凶神恶煞、以丑吓鬼的神明，以至于民间在送王船时拒绝妇孺观看；如果是安抚，王爷便被塑造、制作得慈眉善目。（3）地域保护神，作为瘟神的王爷是除瘟灭疫、保境安民的善神，属于地域保护神：“（厦门）后崎尾大王街地方……王爷船，谓请王爷收拿疫鬼装入船中，载送出洋。待船制成，即迎神。会名游山探路，绕境保平安。”（4）禳灾植福、有求必应的全能神。

     上述第一种作为除瘟的“王爷”的职能在于消灭散瘟厉鬼，是攘除冤死凶死、作祟人间的邪祟的主要力量；而第二、三、四种职能不再只是止疫除灾的瘟神，而是“代天巡狩”，上呈天意、下镇邪祟的执掌者。漳州中山旧桥头的进发宫神龛供奉“朱池邢李”四府王爷，上刻有“玉皇上帝、九天玄女、阎罗天子”和“敕封代天巡狩奉旨”字样的两面神明牌位,“代天巡狩”指的是四府王爷遵从玉皇上帝旨意，驻于宫内，代表“上天”，以玉皇上帝钦差的身份巡抚安民。其权限较瘟神大大增加，其神明构成越来越复杂。到了现代，每船载着3个或5~7个或10个王爷，有瘟神，也有非瘟神（如郑成功）。

     王爷与闽江纯瘟神（五帝）信仰有着细微差异，即全能神与职能神的差异，闽南所送王船的使命是“代天巡狩”，执行天意，以求诸事平安，闽江送船出海只是为了逐疫，清施鸿保（约1845~1859）《出海》云：“出海，驱遣瘟疫也，福州俗……漳府属亦有之，然皆绫纸所糊耳。惟厦门人造真船。”送王船规模逐年盛大，旧时王船上绘制或扎制狰狞厉鬼如今已经不多见，船上所供王爷及其周边役使也是慈眉善目，之前妇孺不得观看的禁忌已经被全民参与替代了，在送王船过程中，人们可以许下不同的心愿，祈求王爷保佑，这说明送王船正在由单纯瘟神信仰向全能神信仰转换。王船背后的超自然力量，经历了以下意义转化的过程：

邪祟攘除者—职能神（瘟神）—地域守护神（王爷）—全能神（代天巡狩）

     因有宋元发达的海商经验，从15世纪开始，闽人开启了移民海外的历程，史称“下南洋”，17~20世纪闽人移植南洋高潮迭起，改变了南洋诸国人口、经济、文化格局。伴随着闽人面向南洋的移民潮,“送王船”仪式也被带到南洋，最为著名的就是马来西亚多个地市闽南语社区华人（主要祖籍地为漳州）、峇峇娘惹人（华马混血）以及印裔马来人，迄今为止仍保留着送王船习俗，当地表述为“王舡（音同船）游”，其中领头的举办方是马六甲市的勇全殿（马六甲州怡力街195号）。

     马来西亚的送王船与闽南的送王船十分相似：（1）送的是除瘟灭疫的各府王爷，常常有姓无名，共有朱、温、池、李、白“五府王爷”，最著名的是“池府王爷”，与厦门沙坡尾社区龙珠殿的王爷一样，王船上打出的王爷名号一律是“代天巡狩”，船头、船舷、船上“王府”均有此四字，说明马来西亚的“王爷”信仰指向和闽南的一样是全能神；（2）所送王船皆为双桅帆船，帆面均书“合境平安”“一帆风顺”；（3）以焚烧王船（舡）结束仪式。文献记载，勇全殿送王船有9次之多，分别是1854年、1880年、1891年、1905年、1919年、1933年、2001年、2012年、2020年，马六甲马来西亚送王船博物馆还保留着1919年（史载马六甲勇全殿第五次送王船）的一幅送王船照片，据说是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送王船影像资料（见图1）。

     2011年厦门市启动“送王船”申报“国遗”后，2012年，厦门联手本市13所王爷宫庙成立“送王船联谊会”，并举办相关研讨会、传习中心、社区展示厅，同年，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勇全殿联手清华宫等王爷庙举办“安全号”王舡游、学术会议，推出脸书账号、明信片、纪念邮票、王舡博物馆，设置送王舡固定场所，给本地“送王舡”资料建档。2016年中马双方在厦门市敲定联合申报“世遗”，迄今为止马六甲州王爷宫庙来闽与相关宫庙交流达十多次，为与中国联合申报“世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六甲的“王舡游”习俗受到当地多种文化的影响，而与祖籍国的“送王船”习俗有了细微不同：（1）仪式称呼不同，闽南叫“送王船”，马六甲叫“王舡游”；（2）仪式频率不同，闽南3~4年一次，马六甲闰年旱季举办；（3）仪式参与者不同，福建全为闽南人（包括厦门钟宅畲族、漳州旧桥疍民），马六甲则包括闽南人、峇峇娘惹人（中马混血，土生华人）和印裔马来人；（4）2002年马六甲州勇全殿从文莱代天堂引进“辇轿扶鸾”（神医问诊）活动，类似于闽南地区保生大帝信仰活动中的扶鸾、神诊。

     保证生命安全是所有的民间信仰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将王船造好，择日将其付之一炬，或任其漂流四海，是送王船仪式的最高潮部分。为什么要焚烧王船或漂放王船？这涉及王爷信仰的初意，即瘟神信仰。自然力无法解除危机，信奉超自然力就成为解除危机的有效方式。旧时福建气候炎热，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容易滋生疫情，夺人性命，越是有人力不足以应对的危险，就越是有假借超自然力的仪式应对。闽南送王船有三个意涵。（1）请作为瘟神的王爷逐疫。（2）烧船表示“游天河”，以火逐疫；漂（放）船表示“游地河”，逐疫入海。（3）王爷赏善罚恶，代天巡狩，威震邪祟，保境安民。这三个目的都是维护生命安全。

     既然是利用仪式抗击瘟疫，那么作为禳灾仪式之一的送王船就是地道的保护型巫术。马林诺夫斯基曾将巫术分为保护型（防身除疫）巫术和生产型（保护物产）巫术，它们属于白色巫术（White Magic）。送王船仪式意在通过禳灾逐疫、安抚厉鬼的“表演”使生命更加安全、生活更加平顺，自然可以纳入富含保全生命意味的保护型巫术范畴。依据弗雷泽的分类原则，送王船首先属于模仿巫术，模仿××即可影响××，无论抬王爷巡境，抑或送王爷上路降瘟，都是在模仿王爷“代天巡狩”，禳灾纳吉，以获得对灾难（海难、瘟疫等）进行控制的实际效果。

严格意义上说，送王船仪式就是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系列表演，是一种盛大的广场艺术。不单仪式中的各种民间艺术（如诵经、鼓乐、道士做醮、王船的精细制作、送船巡境时各类阵头的舞步）展演或展示，仪式本身就是带着“情节”意味的“半戏剧化”演出，造船、献祭、做醮、送船巡境、海边送船（烧或漂），郑重其事展开“故事”：敬请“代天巡狩”王爷登舟、出巡、远行，仪式的统领者就是这出戏的“导演”，每一个介入者都是“演员”，闻声而来的看客都是“观众”。在这样的仪式活动中，人们制造华丽的王船、穿上仪式性盛装，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期待；戏剧化的送船体现着对王船“代天巡狩”的坚定信奉，使这种保护型巫术与审美创造融为一体。在送王船仪式中，所有的民间审美活动附着于保护型巫术本身，具有巫术与审美的双重特征。

     送王船习俗参与者多为滨水村落民众，有的是以船为家的疍民（如漳州九龙江居水社）。仪式首先从陆地展开，除疍民外，送王船前的王醮活动也多数是在陆地上完成，王船送至海（江）边以前，送行队伍一律要在家户门前沿途绕境。王船在陆地上的仪式关涉陆地人的生活安宁；王船在海边送走，仪式关涉海上民众的安宁。因此，王船送行的过程，其实表现了从陆地到海洋某种神秘的精神链接。王船多由渔村、渔港相关人员在陆地请工匠提前制好，并在陆地相关的王爷宫庙完成“送”前绝大多数仪式环节。但王船最后要带到海岸边焚烧或漂走，仪式目的地是大海。送王船是渔民、半农半渔的闽南沿海村落的传统习俗，目的是满足水上或海洋劳作群体的精神诉求：（1）通过仪式安抚水上遇难的孤魂；（2）祈求水上靖安，与妈祖职能相仿；（3）促进渔发市利，保佑渔村生活安康、生意兴隆、水陆兼宁。

     送王船习俗故地在闽南厦、漳、泉，随着闽南人的扩散以及流散异地（主要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闽南人接纳漂舟、善待王船，形成了与王船有关的一系列具有延伸性、相关性的新习俗。如果所送王船不是在当地海岸焚烧宣告仪式结束，而是随风漂至异地，那么必然会衍生出异地闽南人“接王船”，无论送还是接，都在海岸边进行。王船从大海此岸的科仪中出发，漂至大海彼岸，又在科仪中结束。整个过程，人们恪守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习俗默契，在本地熟人与异地陌生人中，完成王船的整个仪式过程。接王船后的延伸性展开，则与本土送王船仪式无关，属于“处置性”习俗。

  这些特征彰显了送王船仪式介入者的集体无意识与仪式广场的周期性狂欢。这是因为，送王船的地区全民介入的仪式行为，寄托了人们对灾难和疾病的畏惧以及给予控制的愿望与信心，它在集体中展开和结束以及每三年周而复始进行，说明：（1）不经常举行，若举行，则必循仪式本身的“套路”（展开法则）；（2）认为仪式能提振信心、自我慰藉和释放焦虑。所以，三年一次的送王船的重复上演，显然出于保护和珍惜生命的目的。送王船最初是禳灾性仪式，带有仪式性禁忌（如严禁妇女儿童观看），但在突破禳灾单一目的成为满足多种心愿的仪式后，送王船开始颠覆许多旧日的禁忌，演变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节日和世俗性、开放性、周期性广场狂欢活动。

     妇孺被允许观看，严肃的祭祀与活泼的民间艺术表演穿插进行，祭祀中的仪式装束（如参与打醮的道士身着华丽的道袍）和仪式艺术（如鸣鼓、奏乐、步虚、唱礼、祝神）与本地民间艺术（如高跷、神尪、舞旗、拍胸、阵头）同步进行，成为一种广场性和街头性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