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乐梵乐·人籁天籁

——民族音乐发展之路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民族音乐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之一，通过民族音乐来了解这份普通老百姓与民间艺人的感情，以及做学问的方法与道路。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佛教音乐；民族音乐

我研究生时期的老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杨荫浏先生，现在大家知道他的并不多，但我想所有接触过传统文化和艺术的人都会知道一首乐曲，就是二胡《二泉映月》。它的创作者和演奏者叫华彦钧，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瞎子阿炳”。他是个盲人，拄着一根拐杖，拉着二胡在无锡街头卖艺，一般人会认为他就是个乞丐。我曾形容他“命如草芥”，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艺术乞丐。

在中国的历史与传统社会里，有过多少类似的生命，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想象，古往今来许许多多有着卓越创造力的社会底层的民间音乐家，真的像草芥一样不知道被风吹到哪里去了。他们不可能留下名字，也不可能留下或呕心沥血，或妙手偶得而创造的音乐。杨荫浏小时候跟阿炳学过乐器，所以在1950年带着当时最先进的录音机——钢丝录音机到无锡找到了阿炳。那时他已经很长时间不近乐器了，因为他的乐器都坏了，也被他扔掉了。杨荫浏从乐器店借来了新乐器，让他练习了一两天，然后为他录了6首曲子。回到北京后不但记了谱子、出版了《阿炳二胡曲集》，还把他的录音推介到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于是人们都听到了这个苦难天才音乐家最主要的创作。

当时阿炳对自己所录的音乐并不满意，一是很久不拉琴了，另一个就是演奏者与新乐器要有个磨合阶段。于是他和杨先生相约，过一段时间再来录，先好好地恢复技艺，把肚子里的音乐都整理出来，但是半年之后，阿炳去世了。这仓促演奏的6首音乐，成为我们民族音乐宝库里的珍品，甚至至今无人超越。

把阿炳的音乐留存下来，并在世界上推广，靠的是什么呢？是音乐学家的努力，除了做音乐史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杨先生研究被称为“绝学”的《律学》，里面有很多跟数学有关系的一些计算，他把研究《律学》后所创造的一些工具拿到乐器工坊里，教做乐器的师傅使用他设计的尺给笛子凿眼、钻孔，给琵琶贴品……按照这样的方法和公式、工具，就能做一个音准合格的乐器来。所以做学问要理论联系实际，这不单是养成人格的路，同时还能或多或少对社会，尤其是对脚下这片土地有所奉献。

佛经里有一句话非常好：“身土不二。”“身”就是“身体”，“土”就是脚下这片土地，“不二”是佛教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事物是不可分的，但它常常在我们眼里有分别，而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一不是二。那么我们自己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也是身土不二。

在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之前，我在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教授《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西洋音乐名作欣赏》这两门课。《西洋音乐名作欣赏》是大课，很容易讲，只要从录音室把要放的音乐找出来，比如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讲15分钟音乐背景，讲古典交响乐的基本结构、曲式等，剩下2/3的时间就是听音乐。《中国古代音乐史》是按照杨先生的音乐史稿做蓝本讲义，我付出很多时间备课，但学生还是不满意。比如唐代的宴乐、大曲，白居易如何写诗……内容很多，却不能放一段《霓裳羽衣曲》听一听。一是没有录音设备，二是唐代也还没有完整的乐谱，没有办法记录下来。

从哪里能找到可以相信的古代音乐呢？

突然有一天想到宗教，我们常说宗教是保守的，但保守也有好处，也许寺庙的高墙里至今还保存着古老的音乐。因为在寺庙里，他们以古为美。于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研究佛教音乐，做田野工作，尽量利用一切可能到寺庙里去，便有了从无知到逐渐有知，从不熟悉到熟悉，从外行到内行的过程。

佛教徒有一种很著名的香赞：“戒香、定香、解脱香、戒定真香。”后来在唐代的一本古籍里，日本圆仁和尚在中国旅行后回去写的一本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着当时山东的赤山院寺庙，和尚唱道：“戒香、定香、解脱香、戒定真香。”在中国的许多寺庙里，都采录到这样一首《戒定真香》，我记下谱来仔细研究一对照就发现，他们唱的这首曲子基本相同，只有一些小装饰音略有不同，就可以断定在这个广域的空间里都流传这首赞子。

现在算起来，我总共跑过两三百座寺庙，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所有寺庙都共用的内容，包括早晚课、基本的法事、普佛等，里面唱的包括一些基本的法会。但也有一些普遍存在却比较特殊的内容，比如放焰口，音乐、唱诵的曲调有很强的地方性。

中国的焰口实际上分两种，一种叫禅焰口，主要是出家人，就是我们俗称的和尚，其实应该叫比丘，在寺庙里所放的焰口，只唱，有法器，但没有乐器。少数地方像潮州的开元寺、湖南和五台山的一些寺庙里，有乐器伴奏。

当年有一个问题困惑着我，我们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但为什么寺庙里所听到的理念，包括器乐等却没有一点印度味道呢？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华化”，也就是中国化的历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音像大百科》录制佛教音乐《中国佛乐宝典》这个专辑，请赵朴老做顾问，我做总编，当时带着数码录音机与上海音像公司的专业录音师去录音。各种原因，花了10年时间录了最后完整的30个小时的30盘录音带，是赵朴老题的字。

《中国佛乐宝典》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囊括了中国各地佛教音乐之精粹，既有历史悠久的典雅庄重，通行所有汉传佛教寺庙的庙堂唱诵，又异彩纷呈地体现浓郁的地方特色。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汉传佛教的音乐，像潮州开元寺、山西五台山等有特色的佛教音乐都录下来了。当初参与录音的比丘或是在民间做法事的音乐家，现在基本作古了。中国佛学院在上世纪90年代聘请我做梵呗课的老师，这说明佛教音乐在当前有一些传承得不够理想的地方，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像杨荫浏先生把《二泉映月》介绍给世人一样，也把佛教音乐介绍给大家。从1989年开始，我第一次组织五台山佛教音乐团到香港参加国际佛教音乐研讨会，到现在变成了我的一个主要工作，把中国的佛教音乐通过写文章介绍给世界，让佛教音乐走向世界。

在中国的声乐界，很多人把我和原生态唱法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机缘巧合。2000年中央电视台举办“青歌赛”，我被临时请去做评委救场。复赛时，每天听100个左右的歌手来唱，疲“脑”轰炸，给我一个深刻的感受是，100来个歌手反复唱十几首适合比赛的歌，所选的曲子范围太窄，更重要的是，学院派歌手接受过唱法训练，音色、发音、发声方法等都高度统一。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但是一听就知道是王昆，是郭兰英，是马玉涛，是黄虹，一张口就知道是谁在唱，各具特色，算得上“百花园”。艺术如果没有了个性，那么艺术也就没有了价值。

直到2年之后的第十届“青歌赛”，民族组就出现了一匹黑马，名叫索朗旺姆，一个从藏区牧区来的孩子，声音甜美、嘹亮，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魅力，包括唱歌时的笑容。第十一届“青歌赛”有一对来自云南的姐弟，唱“海菜腔”的李怀秀、李怀福，唱完后，民族组唱法的评委在考虑怎么打分时，美声组和通俗组的评委听了之后站起来鼓掌。第二天的《午间新闻》报道说“青歌赛”第一次出现了评委忘记自己的矜持，起来为歌手鼓掌。

民间艺术，是我们今天所有艺术的滋养，所以古往今来一流的艺术家，几乎都对民间艺术抱着一种虔诚的顶礼、崇拜、学习，这里面其实包含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对待民间文化、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未来。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3年，古琴艺术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中国大地兴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高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挂牌，在那个阶段，建立了我们的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还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们借鉴了法国、日本、韩国的非遗保护经验，我们起步晚、力度大、速度快，用3年时间做了一项非遗调查，学习的是法国的口号：“大到教堂，小到汤勺。”动员了全国最基层的文化工作者，包括院校师生、志愿者，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有一项就算一项，应该去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90多万项。当然这个数字其实也不完整，这些年有些遗产在我们面前消失，但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过去我们不知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办第一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及演出活动，展演汇集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邀请了100余位民间艺术家，在此次展览之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还不为人所知，但经过3天展览之后，便在全国引起了极大轰动。

现在有一个很著名的歌手羊倌石占明，是我在左权县发现他以后，把他带到当时文化部的一次比赛当中，得了一个歌王奖，后来推荐他去了二炮文工团，做了一个部队的文艺战士，复员的时候已经是团级干部了。这不单改变了他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观念。他得了“十大歌王奖”之后，左权县的政府门口挂过一个标语，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我县农民石占明获得全国的‘十大歌王奖’”。太行山里的一个贫困县，除了左权将军的英名外，多少年都是沉寂的，没有办法进入主流媒体，所以一个羊倌得了奖，县里会如此重视。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青年，尤其是学生们都唱流行歌曲，石占明唱山歌得了奖，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孩子们会回家找自己的爷爷奶奶唱一个民歌小调自己来学，把现代跟历史衔接上。

在石占明得奖后的第二年，左权县又发现了一个叫“左权盲人宣传队”的团队，一批盲人音乐家，十几个人，左手拄着棍，右手拉着前面那个人的背包，每人背着一件行李和被子，上面是一个乐器，常年在太行山的山村里跋涉，每到一个村子，先是敲锣打鼓，然后找一片空地把人聚集起来，唱歌、演奏，用他们的歌声为偏远山村里的留守者带来文艺与娱乐。第一次听到他们唱歌时，我感动得掉泪，他们的歌声里有我们现在舞台上久违的真诚，那种不加修饰、天然的歌声。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唯乐不可以为伪。”意思是唯有音乐不可以作假。好的音乐、真诚的音乐直指人心，在你不经意之间一下子进入你的内心，让人无法抵抗。

由此可见，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肩负着我们中华民族深厚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因为非遗而改变了命运，其实也改变了当代人，使人们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份感情，应是所有人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

编辑/排版：相丽眉

审核：黄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