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间礼生作为礼仪传承中介，深度、持续影响着民间礼俗生活，长期以来其使用民间礼书指导具体的仪式实践，以文本书写为仪式实践的基础，又不断地更新民间礼书的内容，从而传承礼仪传统。湖南安化的《礼文汇》是传统的民间礼俗书写，用于指导仪式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而《儒礼仪文新编》则是当代礼生在传承礼仪的过程中结合生活实践尝试的新书写。礼生对民间礼书的使用和撰述是与日常生活中不断变迁的仪式实践互为因果、共同推进的，民间礼书在书写与实践的流动中承载着动态的礼俗生活。

关键词：民间礼书；礼生；仪式叙事；礼俗实践

　　引言

　　民间礼书被认为是脱胎于民间日用类书，由民间礼生所使用的带有工具书性质的仪式实践指导手册。礼生是儒家礼仪在民间的重要传承者，他们掌握一定的儒礼知识又扎根礼俗生活，通过传承礼仪知识而成为“礼”建构社会的知识中介，在民间生活中，实践“书写”的礼仪，也书写“实践”的礼仪。礼生的“书写”与“实践”蕴含着礼与俗的长期、深度互动，民族交融、文化对话的整体脉络和细节都浸润其中。礼生传承的主要仪式文本是礼书，有学者指出可将其归入民间日用类书的范畴，一般意义上的礼生礼书可归属于“村落日用类书”。因为礼书包罗各种礼仪知识，为四民礼仪生活提供借鉴；但因为仪式实践的特殊性，其中的知识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民众生活，需要礼仪专家作为中介，故在具体的实践中又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礼书中记载的具有共性的内容对于探索传统民间礼俗生活固然非常重要，但其内在差异以及具体的实践过程也非常有价值。礼生的民间礼书更像从“民间日用礼书”中分离出的具体的仪式实践部分，像《酬世锦囊》中的《家礼纂要》。作为礼仪专家的礼生继承知识传统指导仪式实践，又经由长期的实践经验书写知识，由此深度、持续影响着民间生活。礼仪知识不仅是基本的仪式信息，更作为礼俗生活的重要部分，承载着礼仪制度、观念、行为规范，既是儒者制定的社会理想、社会制度，也是日常生活的现实构建。

　　本文所阐述的《礼文汇》和《儒礼仪文新编》是民间礼俗实践中礼生切实在使用的礼书，虽然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但是礼书书写与仪式实践在民间生活中一直处于动态对话之中，礼书书写是仪式实践的依据和基础，仪式实践又推动着礼书的修订与更新。

　　笔者在湖南丧礼的田野调查中搜集到多种类的《礼文汇》《礼文备录》，均是礼生们做礼的重要文本依据。湖南韶山Ｍ礼生收藏的《礼文汇》（刻本）共14本，现存5本，是湘乡、韶山一带礼生行礼的主要文本依据之一，虽然不完整，但根据M礼生的说法，湘乡大部分礼生的《礼文汇》均源于此。

　　该本没有目录页，信息不完整。湘乡搜集到其他礼生的《礼文汇》文本也不全，无法知道其中是否有一些仪式过程的记录，也无法获得礼文的全部内容。而目前湘乡仪式实践中礼生们主要使用的礼书是《礼文备录》（光绪沩甯管窥居士编撰）。《礼文备录•序》指出，撰述目的正是因为礼俗发生了变化，而导礼者又发现生活中缺乏相应的知识支撑，于是想要通过搜集、整理丧礼知识，以撰述来引导仪式实践，其中通用仪注注释的仪式细节，通用于所有的仪式。仪节记述详细，便于实践操作。《礼文备录》偏重“礼文”，有简单的仪注，以及仪式过程中各类文书的格式与内容。

　　而湖南安化流传着完整版本的《礼文汇》，礼生们在民间仪式实践中同时使用《礼文汇》《礼文备录》。结合湘乡礼生的访谈和文本对比，安化T礼生的《礼文汇》与湘M礼生的《礼文汇》属于同一版本，只是刊刻时间不同。以下以T礼生所藏完整版本的《礼文汇》为主要研究文本，并通过对礼生关于礼书书写与实践的访谈，参与观察丧礼仪式实践，尝试基于丧礼仪式文本阐释民间礼俗秩序建构的过程。2008年T礼生根据自己长期的仪式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解，撰写出版了《儒礼仪文新编》。通过梳理其内容，结合撰述者的访谈、仪式实践，将其视为当代礼书书写，与《礼文汇》进行比较。《礼文汇》《儒礼仪文新编》均是民间礼生使用的重要礼俗文献，但是，前者的撰述在笔者研究时早已完成，在湖南乃至更广泛地区的民间礼俗生活中，其作为知识指导存在，而《儒礼仪文新编》是当代礼生在仪式实践过程中积累而成的撰述，是基于实践的书写。

　　本文尝试基于传统礼书与当代礼书的内容与形式的梳理，探讨礼书书写与仪式实践的关系。一方面，传统礼书延续着礼仪书写传统，实现着礼仪传统的知识传承，又作为指导当代仪式实践的知识文本存在，规范、引导着当代民间的仪式实践。另一方面，当代礼生也积极地结合自己的仪式实践不断完善礼仪知识体系，试图通过礼书书写梳理礼仪知识脉络，传承礼仪传统。这种礼仪知识的传承形态既与长期以来的书写承继相似，又因时代的变迁蕴含着特殊的价值，而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复合的仪式形态也在影响着礼仪知识的构成。

　　一 传统民间礼书的仪式叙事

　　叙述学中的叙事指故事的讲述，以故事的方式认知和理解事物，作为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制造意义的活动，叙事被视为感知世界的途径，通过对事象的记录、理解、讲述和说明被引入文化研究。而仪式叙事即以仪式为途径，借由仪式的记忆、储存功能，以一套程式化的设置在时间中延展，但需保证仪式程序的有效性、权威性和社会性。民间礼书是给礼生阅读、参考的礼仪指导手册，因此其中的仪式叙事是根据仪式类别，以程式化的形态展开的。礼生在学习做文喊礼的过程中是将礼书作为“教材”类的文献来使用的，虽然其获得的口头传承的知识要远远超越礼书书写的范围，但礼书依然是礼生仪式实践的重要依据，以及礼仪知识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湖南安化搜集到的《礼文汇》是完整的，清同治甲戌楚沩愚谷居士编次，安化愚江法霖重订。其内容包括冠婚丧祭，但丧礼相关内容占了绝大多数，通过列举仪式中有可能使用到的各文类来展现整个仪式的形态。全书共14卷，仪式叙事以礼“文”的规范书写为线索，将仪式过程、种类、亲疏贵贱、伦理规则融在礼文书写之中。具体结构见下表。

　　以丧礼卷四诸式类的记述为例，由文本可见从初终到发引、归窆的整个丧礼仪式过程。首先是讣文式，先列举了各种情形所适用的讣文样式，以及哀启式、辞帖式、请赞礼红帖式、自请式、报丧讣白单帖式、讣帛白单帖式、复讣帛白帖式、亲朋助赙白单帖式、谢赙帛单帖式、三牲祭礼帖、章帛祭馔礼帖式。接着罗列出孝帖称呼，不同的亡者对应不同的称呼和落款。然后有魄帛、木主、功布、翣、幡等各种丧葬用品的形制说明和图解。接下来记述的“礼程”。

　　第一日启家神启司命请水（沐尸）告沐殓袭奠起水（洒净）启门神设荡秽将军设功曹设庙王土地启城隍启文公夕奠诸神告尸开路迎尸入棺设灵成服题魄帛盖棺出煞殡奠

　　第二日荡秽洒净朝奠诸神禀文公请印树旛挂旛中奠诸神奠灵设荐望祭冥京招魂祭路神告门神祭引魂童夕奠诸神开方请灵荐送庙土灯三招魂夕奠灵荐

　　第三日荡秽洒净朝奠诸神灵荐忏水设天京坤府客奠中奠（同上）祭东岳神祭诏官祭赦官夕奠同前祭诸天

　　第四日荡奠同前设方伯书木主客奠祭兴雪愿祖道告方伯请灵朝祖犯重丧者送重丧诸奠同前

　　第五日荡秽诸奠同前发引谴奠祭桥（或江）奠路祔葬告旧基归窆安灵望祭武乡侯祭三十六鬼王设焰口神主祭甶子启文公赈孤赈孤谢师

　　第六日荡秽诸奠同点主启水神赈孤放河灯启师拜星主

　　第七日荡秽朝中诸奠同启仓曹祭夫头车夫给票祭灵宇撤灵荐宣功据化篢谢火神钱诸神安门道息宅安司命安家神安主

　　结合田野调查中的湖南丧礼仪式过程，《礼文汇》所记载的仪式过程应是湘乡丧礼实践中道士仪式和礼生仪式的整合，构成一个复合型的仪式指导，与当代湘乡龙泉观和金鸡观火居道士的日程相似。当代湘乡的礼生只参与祭奠礼，而安化礼生的丧礼实践要复杂得多，他们不仅主持祭奠礼，还参与祭朱文公、祭司命、祭后土等一系列复杂的仪式，并可以代替民间道士的很多功能。但其中也注明了“此行礼七日之程至日期多少，礼节添减，在随时斟酌，不可拘泥”，可见在仪式实践中是因循规制又可灵活变通的。

　　接下来是仪式需要用到的各类文书，例如告沐殓文、迎尸入棺文、殡奠文、盖棺文、文公掌诀、停柩秘诀、设灵文、成服式、招魂请灵词、请荐词、再招魂文、三招魂文、请灵朝祖词、发引文、外遣奠词、绕棺后读词、归窆文、撤灵文、化篢文。

　　卷四通过“文”隐含着一条仪式进程的线索，丧礼卷五到卷九的部分是进一步的补充与细化。这些知识是一个合格的礼生需要掌握的，行文的规范、称谓、落款需要细致而准确，而文的书写则要通过与孝家沟通，熟悉基本情况以后，根据环境、季节、天气，以及家族形态、亲属关系等因素综合考虑后书写。而且这些文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适应生活的实际情况，于是在很多细节上都容易引发质疑和讨论，为了让礼仪书写与生活相适应，历代以来的民间知识精英都会适时地修订礼书，因此民间礼书一直处于流动之中。当代民间礼生们也会有意识地重新撰述礼书，以适应当代民间礼俗生活的需求。

二  当代民间礼书的传承与新编

　　湖南安化T礼生是当地知名礼生，原是中学高级教师，同时作为礼仪专家参与安化及周边甚至更远地方的以丧礼为主的仪式实践，退休后时间更充裕。他还积极地参与地方文化发展，作为礼仪专家也持续地参与一些学术活动。在长期的仪式实践中，T礼生积累了大量的礼仪文献和实践经验，有感于礼仪文本的零散和仪式实践的混乱，他像历来的地方知识精英一样谋求通过撰写礼书以礼导民，因此1008年编著并出版了《儒礼仪文新编》，全书20万字，序言部分除了自序还录了两则旧序，分别是《礼文备录》旧序和《朱熹儒序》。在《自序》中T礼生一如传统的书写礼书的地方知识精英一样，从周公制礼开始梳理礼仪的脉络。在民间礼俗实践中，无论仪式形态、渊源如何，从礼俗秩序建构的角度而言，始终有一条或隐或显立足于促进良性社会发展的，从上至下，融合多元文化的礼仪体系在规约着民众的生活。

　　儒家礼仪，源于周公。儒家学说创自孔子，孟子荀子等历代儒宗予以继承发展。宋代朱熹，进一步编定仪注、文辞，将儒家学说用于冠、婚、丧、祭等活动中，儒学便逐步分支出儒教，成为中国儒、释、道三教之尊。《周礼》《仪礼》《礼记》，俗称“三礼”。……东汉郑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注疏》、清胡培翚《仪礼正义》等。南宋朱熹、黄干等撰《仪礼集传集注》……北宋王安石尊《周官》，废《仪礼》；朱熹乃以《仪礼》为“经”，而将《礼记》及诸经史杂书中所载古代礼制，附“本经”之下，兼取后儒注疏，加以解释，成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各卷；丧、葬二礼由其门人黄干续撰……

　　《自序》中将儒家文化传统视为“儒教”，“儒教”一说学界尚无定论，在此也不展开，但是T礼生关于儒教的阐述却值得思考。在湖南湘乡礼生书写与实践中，并没有强调儒家丧礼民间化后的“儒教”属性，他们始终以儒家文化之正统在指导仪式实践，与佛道相区别，但湖南安化的仪式实践中却见明显的“儒教”化。湘乡丧礼中礼生只负责处理祭奠等部分，超验的仪式实践由道士完成，而在湖南安化仪式实践中，结合地方文献、访谈、仪式实践观察，可知礼生按照《礼文汇》的内容祭奠亡者、祖先和各种神，一定程度而言已经整合了儒礼、民间信仰、佛道的部分内容，所以就此似乎能够更好地理解文献和生活中礼生所言之“儒教”。《朱熹儒序》里也说：“且乎儒学之为教，大矣哉！”并认为是朱熹创了儒教。安化仪式实践中有祭祀朱文公的环节，可见，儒教之说在湖南安化一带是有一个稳定体系的。其《自序》云：

　　儒学发展成为了中国本土宗教之一的儒教。儒教强调经世致用，把儒学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设定各类演礼仪程，教育人民，服务民众，为中华民族大部分人所敬重和钦佩，所以人们常说三教儒为尊。儒教在吉礼、丧葬、祭祀和治煞禳灾等活动中，都被人们尊于佛道。然而，儒教的一些科仪和符咒，是与佛、道相通的，所以又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儒教学说，联系客观社会现实生活进行文化演示和交流，既能达到悼念、缅怀、祭祀等效果，又能起到教育、团结、鼓舞人民的作用。……为了保存文化遗产和适应民俗文化的需要，参阅古籍，结合编者实践，辑成《儒礼仪文新编》，以丧葬仪文为主，也编入了一部分其他科仪和诗文，以及儒教用到的其他方法和部分符咒。因篇幅所限，各类诗文编入不全，仅供借鉴。儒教仪文在湖南以及全国各地基本相同，是国学传统《礼记》文化在民俗中的完整体现。倘若本书所录儒教科仪与各地区有些差异，则施行者必须入乡随俗，不宜强据仪程而不变。只要其劝善育人精髓不变，对促进和谐社会形成就有裨益。

　　可见，民间礼生确实通过仪式实践看到了民间生活中礼俗的具体社会功能，且清楚地意识到由“礼”而“俗”的过程。强调书写是为了指导仪式实践，同时也如历来撰礼者一样强调礼仪的“从宜”原则。《儒礼仪文新编》有冠礼、婚礼、吉礼、丧礼、儒礼常用仪注、儒教的诰符咒法、儒教用到的其他方法、补录类八个部分，最后还有图和表格。

　　根据访谈资料，《儒礼仪文新编》是T礼生参考了《礼文汇》《礼文备录》，结合自己的仪式实践经验和文献积累而写成的，其中很多就是他在仪式实践中使用过的。访谈中T礼生对照着《儒礼仪文新编》依次详细地在撰述者和实践者之间来回切换，讲述了文本的使用和仪式的实践，有的部分T礼生还现场吟诵，结合田野调查，与T礼生的一系列针对礼文和仪式实践的访谈对丧礼书写与实践互动具有一定的阐释力。

　　与《礼文汇》相比，《儒礼仪文新编》基本上继承了原有的框架，但是更关注细节，对内容进一步整合、梳理、分类，使得逻辑更清晰，且补充了“儒礼常用仪注”“儒教的诰符咒法”“儒教用到的其他方法”“鲁班先师类”“补录类”五部分。T礼生说其中的文类大部分均是自己在仪式实践中使用过的。T礼生说，在他的实践经历中做冠礼的非常少，但跟很多地方依然会在婚礼中保留冠礼的痕迹一样，安化在婚礼亲迎前一天晚上要“做花园”，也就是加冠礼。男女双方各自在家，新郎的由长辈做道德教育，未来作为一家之主应该如何勤劳创业，尊敬岳父岳母，新娘被教育如何勤劳持家，孝顺公婆。还有父母以外的双方长辈对新郎新娘进行性教育的环节。原来“做花园”有一个仪程，要请礼生喊礼行两跪六叩首的仪式，现在免了，顶多拜拜祖宗。

　　婚礼中各种各样形式的仪式都有，女方八字、龙凤书、传庚文、发轿文，礼生都要负责。在家告别祖先到夫家后行庙见礼，读庙见文。到男方家时由厨师拿着大雄鸡迎着车子，即迎喜神，有迎喜神文。迎亲队伍到屋门口不进门，需要回煞，送新娘的要参与接垅宴，用三杯满满的酒，一杯敬天，一杯敬地，一杯敬六路诸神，即为回煞。

　　跟《礼文汇》一样，丧礼部分的书写也是所占篇幅最大的，T礼生说“丧礼诸多式类”与《礼文汇》的记载有所不同，是跟师傅学的，都是在仪式实践中真正使用过的文式。“文公文昌类”的书写也值得关注，文公即朱熹，他们将朱熹视为“儒教”的教主，认为孔子是儒教的发起者，孔子创制的礼仪经由朱熹发展，而最终成为“教”。结合《朱熹儒序》所言之“儒教”和礼生的访谈，从文献和口述中渐渐凸显出实际存在的“儒教”，湖南湘乡的礼生文书中虽然有《儒教经忏科》，但仪式实践和礼生口述中都未见“儒教”的称呼。“从唐代的儒、释、道三教鼎立发展为宋代的三教合一，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儒教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逐渐酝酿成熟的过程，也就是儒教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逐渐酝酿成熟的过程”。根据任继愈的观点，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教已经有了雏形，而经历隋唐的互动交融后，儒家以封建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道的宗教修行方法，宋明理学的建立则标志着以“天地君亲师”为信奉对象的，将宗法制度与超验世界观有机结合的中国儒教的完成。从湖南安化的礼俗实践来看，确实有鲜明的“儒教”特色，其将宗法制度的规范与对超验世界的理解有机地结合在礼俗“知识”框架中，而《儒礼仪文新编》的撰述呈现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两相结合的框架。将朱熹作为“文公”以神的规格来进行祭祀，因为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宋明理学吸收了禅宗“极乐世界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不在现实生活之外而在现实生活之中”的观点，“不讲出世，不主张有一个来世的天国，但是却把圣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当作彼岸世界来追求”，同时，也是因为朱熹缘着《司马书仪》的路径进一步将《仪礼》化繁就简而成的《家礼》是指导民间仪式实践的重要“知识”，并借由“日用类书”“家谱”“民间礼书”等各种形式进一步下沉民间，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安化丧礼中要祭文公文昌，祭祀的顺序就是依照书中记载。“五方路神类”的祭祀是将阴阳联想在一起。“后土类”是针对阴宅而展开的。“出柩类”也有系列祭祀仪式。而在安化这一类的仪式只有儒教能做，道士不做。“冥京类”则是儒家和道家都做。“赈孤类”是指在祭祀自家祖先的同时，对孤魂野鬼也要赈济，其中的所有过程T礼生在仪式实践中全都做过。“放河灯类”是专门赈济因水而亡者，举行仪式的时候要在资江放河灯，原来是用纸做成方框框，里面点上茶油，现在是放上蜡烛。认为河灯飘得越远送得越远，希望不要在地方为患，整个过程非常庄严，也很好看。在出殡的前一天晚上要烧纸钱、洒酒在地上，也是为了赈孤。“禳煞类”是指仪式的日子不好时就要进行禳解。“息宅类”是指整个仪式举行完毕以后，要安宅。儒教丧礼要有个全过程，一项都不能少，儒教和道教相通，《儒礼仪文新编》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充分参考了《礼文汇》《礼文备录》。安化过去分为前四乡后四乡，前乡更重视形式上的仪式，讲究仪注，举行完整的丧礼仪式需要16个人。而儒教乐队主要是大乐小乐，一段段，有板有眼，升炮、击磬等等，一个都不能少。现在附近举行大型的丧礼仪式都会请Ｔ礼生参与。

　　T礼生在给自己的徒弟传授礼仪知识时，不仅使用《礼文汇》，也会使用自己撰述的《儒礼仪文新编》进行教学。而包括其徒弟在内的安化礼生也确实会在当下安化的丧礼实践中使用《儒礼仪文新编》，他们觉得Ｔ礼生是知识扎实、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礼生，在丧礼知识的传承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而且《儒礼仪文新编》条理清晰，文字详实，非常好用。

　　可见，礼俗实践“知识”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根据文献传统、文献撰写、实际需求等各种元素影响的此消彼长的过程，礼俗秩序的建构围绕历史传统和生活需要，对结构和内容动态地进行调整。湖南湘乡礼生和道士的仪式实践在传承中达成微妙的互补性的平衡，而安化礼生传统强大，民间道教文化兴盛，各自都有相对完整的发展，因此在安化的礼俗实践中礼生将超验的部分与儒家传统礼仪的部分结合，以“儒教”之礼作为仪式实践的知识背景，并将各种民间知识也融入其中。广西湘桂走廊北端全州的民间礼俗实践中也有“儒教”的功能化存在，但是其礼仪专家却不是“礼生”，仪式实践中也缺少礼文的部分，更多的是民间信仰的内容，与当地汉族师公、道公的仪式融合在一起。

三  复合的礼俗实践对民间礼书书写的影响

　　虽然民间礼书的叙述包括各个类别的仪式，但是当代礼生参与的民间礼俗活动以丧礼为主。根据《安化县志》记载，丧祭以儒礼为主，“丧男女哭泣尽哀，弔（吊）者以散帛为重，好礼之家多遵《朱子家礼》不作佛事。”同时，也有佛道可选择，“作佛事大敛后诵经燃灯谓之开路，丧事即请僧道诵经。贫者，谓之随身，或三日或五日，富者至七日，丧至数月之久，仍请僧道诵经有破狱招亡之名。”再结合《益阳县志》更详细的丧礼仪式记载，也知在益阳安化一带非常重视丧礼，既可以选择儒礼，也可以选择佛道，而且往往合并在一起举行，这与湘乡复合型丧礼相似。“丧事，群知其重衣衾，棺椁，稍有力者必从厚。男女昼夜哭，齐民或用浮屠，读书讲礼之家多遵用《家礼》，自入殓至出殡，各依仪节。”

　　根据地方志记载：

　　丧初成服谓之设奠，亲友弔唁，有酒食布帛之费。将葬致客谓之开弔费，多则数千金，少亦不下数百金，力不及者必称贷变产以行之，不如是，则群以为俭，其亲贫寒之家，街邻居为之敛赀，置酒击鼓哀歌达旦。次日柩出孝子执引旛导前，亲朋素服执绋送于山。

　　初丧，讣告亲友，有受吊者则曰以讣闻，有辞不受吊者则曰以讣辞。亲友吊唁有赙仪，致奠有奠轴、香烛、馔羞，盛则羊豕之类。丧家各散帛，款以筵宴，则非礼所宜，重堪舆，严选择，如骤不获吉，有攒殡于家者，有浮厝于山者。其殡于家，必护以土，亦无敢累年，防火灾也。出殡，则行题主礼，设灵座，每日朝夕上供如生人。终丧，行禫礼，乃纳主家龛，谓之“上堂”。其用释道，或丧时、葬后建道场，有三、五日至七、九日者。又有每逢七日请僧道诵经烧纸，谓之“应七”，有自一七至七七者。近多知儒教为正，不信佛事，每有自留遗命戒此者，惟妇女辈多瘤信之。而贫窭之家，以儒礼设施较难，二教办理为易，舍此就彼，亦是使然也。

　　综合两则地方志记载可知，安化具体仪式过程包括初丧、成服、弔、奠（朝夕）、发引、题主礼、禫。孝家发讣告，宾客相弔，赠赙，孝家散帛、开筵席，互相之间借由礼物的交换以巩固社会网络。举行丧礼的丰俭根据家庭贫富决定，既有遵儒礼的也有采用佛道仪式的。

　　根据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当代湖南安化的丧礼依然比较传统，儒礼的内容相比湖南湘乡更加复杂。当代的仪式实践中，既可以儒礼为主，也可参入佛道仪式。就儒礼而言，仪式中礼生是不可或缺的礼仪专家，与湖南湘乡当代的礼生仪式实践不同，安化的礼生既有文辞的书写、吟诵也有仪式动作的实践。礼生仪式中要走禹步，其中有非常细微的规矩，并根据亡者的性别不同而有所变化。边走边伴随着劝孝的吟诵，内容非常丰富。一个团队的礼生一人诵一句，或者每人读一篇，一般一个仪式中有二十篇。过去礼生会将诵读的所有文辞用毛笔写好张贴出来，而现在借用投影设备将所诵字幕在仪式现场打出来，让参与、观看仪式的人一目了然。行文要加入很多诗词，都是悼亡的内容。因为仪式祭奠过程中，孝家要一直跪拜，时间长了容易烦躁、疲劳，而这样的祝愿、劝孝的方式能调整整个仪式的气氛和节奏。礼生们能背的东西很多很多，还需要当场写文章、作诗，并用诗词占领举行丧礼的（仪式）空间。安化的仪式至少需要4个礼生，也有8个的，最多可以有十几个。每个乡镇都有几个、十几个不等的礼生，T礼生与周围乡镇的礼生都有联系和交往，常常互相沟通。

　　安化礼生仪式实践的情形与湘乡礼生所回忆的过去的仪式情形很相似，湘乡后来从业的礼生越来越少，慢慢地很多仪式展演都无法践行，于是就仅以祭奠仪式为主。而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两地礼生所使用的文献上，湘乡礼生文献主要以《礼文备录》为主，笔者所及范围之内《礼文汇》不完整，而安化不仅有《礼文备录》，有完整的较新刊刻的同版《礼文汇》，且有Ｔ礼生结合当代仪式实践书写的新礼书，仪式的实践与礼书的撰述往往是互相建构的。

　　结语

　　安化是梅山文化发祥地，声教熏染而文质彬彬，具有务农重本遵守规则同时又信佛老尚鬼巫的文化特质，因此在民间礼书的撰述中可见复合多元的礼俗形态，礼生参与仪式实践以传承儒礼，也以不断编撰民间礼书为己任。而礼生的仪式实践与礼书撰述的对话，为我们呈现了民间礼书的仪式叙事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关联。与地处湖湘腹地的湘乡不同，安化民间流传着完整的《礼文汇》，以其为主要的研究文本，结合访谈与仪式观察，能够基于丧礼仪式文本阐释民间礼俗秩序建构的维度。而通过对当代礼生基于实践经验撰写的《儒礼仪文新编》的分析、比较，我们能够理解基于实践的书写。传统民间礼书及其当代书写的内容与框架与当地仪式实践的复合形态密切相关，而文本的指导又是仪式实践得以传承的重要条件。虽然在礼俗实践中，礼仪吸纳各种民间习俗呈现多元的形态，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从宜”的礼仪落地模式维持着基于仁义礼智信延展开去的社会模式和情感表达。作为民间重要的礼仪专家，礼生通过传承民间礼仪知识而成为“礼”建构社会的知识中介，长期以来实践“书写”的礼仪，也书写“实践”的礼仪，叙述着族群互动、民族交融与文化变迁。

　　（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