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刘守华倡导“故事诗学”研究，认为“故事诗学是故事学研究的新方向”，其故事诗学研究主要方法为文艺美学，“民间故事研究需回归文艺美学方法”。这是刘守华对于当下民间故事研究偏离文艺本源的提醒，也是呼唤民间故事回归文学研究的主张，强调民间故事的文学审美、文艺价值理应朝向诗学研究。笔者以为这一提醒十分重要，作为“故事学研究的新方向”的故事诗学是中国故事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建设新的增长点，值得大力推进。

民间故事是人民生活实践、生活经验的智慧，是人民情感表达的载体，是滋养、发展并完善人民的重要资源，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活叙事。基于此，民间故事是文学形态，更是生活实践，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待民间故事的时候不仅要看到文学的审美性、艺术性，更要看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诗学叙事。因此，将民间故事看成人民公共空间生活实践、日常行为的诗学叙事，或许能够丰富“故事学研究的新方向”。

一、历史之维：中国诗学传统的生活品格

有学者指出，“我们所说的传统诗学，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诗学”，“《诗经》《楚辞》、汉乐府是中国古代诗歌之源，自王官诗学到汉儒诗学是中国古代诗论之源，文人诗学则是它的流。不明白这一点，仍然是不能掌握中国古代诗学的整体的”。我们认为，《诗经》、《楚辞》、汉乐府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并非仅仅分流出“文人诗学的流”，同样分离出“民间诗学的流”，以及民间诗歌与口头叙事融合而成的“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学者在“诗学”讨论中对中国诗学的内涵与外延缺乏全面、系统的审视，对其“源”与“流”的关系梳理存在许多偏见，以文人诗学传统统辖中国诗学精神，缺乏以人民生活作为整体性、根基性的诗学视野。

从发生学来看，中国诗学传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的劳动歌谣、祭祀性吟诵和祈愿性的歌唱，并且随着生产劳动和祭祀的歌唱奔涌出起承转合的节奏和舞蹈动律，早在《诗经》时代表现出成熟的诗学传统。“风”、“雅”、“颂”意涵了诗学传统的阶层性和类型性，而且“风”与“雅”、“颂”开启了中国诗学传统“雅”“俗”分层、“雅”“俗”对流互动的生活情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诗学传统中“赋”、“比”、“兴”的基本艺术表现手法在“精英”的文人和民间社会的民众那里得到了广泛运用，且在历史发展中并没有中断，而以多样化的方式赓续传承，不同区域生活的民众共同创造、丰富了中国诗学传统。汉代乐府民歌对《诗经》的诗学传统有很好的继承和弘扬，这种因“风”的时尚、因“俗”的生活交织互融的格局充分显示了中国诗学传统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妙趣、理趣和情趣。《艺概》云：

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虽赋之卒，往往系之以歌，如《楚辞》“乱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类皆是也，然此乃古乐章之流，使早用于诵之中，则非体矣。大抵歌凭心，诵凭目。方凭目之际，欲歌焉，庸有暇乎？

“歌”与“诵”的交融是中国诗学传统的重要品格，也是构成中国民俗生活的形式、民间故事讲述关键的结构要素，成为中国民俗生活诗学传统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在中国民俗生活中，“诗”、“歌”、“舞”相伴相行、彼此交融、互为影响，是中国诗学生产的源头，也是中国诗学传统不断传承的形式。《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是说，中国诗学传统不仅是艺术表达，更是生活实践，是口头吟唱、舞蹈动作和音乐和鸣的结合。《礼记·乐记》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更是将中国诗学传统中的生活艺术、艺术生活的整体性、关系性进行了清晰的阐释。《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里的“乐”、“歌”、“舞”的仪式生活构成的诗学叙事，讲述了原始时代祖先来历，再现了“民”敬天敬地、祈愿五谷丰登的仪礼性感恩酬谢生活场面，也充分说明中国诗学传统发生的民间生活土壤，依赖于人民生活需要的民间社会表达方法和传承发展路径。

中国自古就有诗学“缘事而发”的知识生产方式，并且形成了叙事、讲述的诗学传统，这种传统对民间故事的诗学叙事产生了直接影响。“缘事而发”是乐府民歌诗学传统的重要内容，其歌谣性的叙事成为重要的艺术表达形式，像《陌上桑》、《东门行》、《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无不是叙事诗学的名篇，不仅影响了文人和民间叙事诗学的创作，而且成为中国民间诗学理论的重要实践。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趣，也是白居易的文学叙事主张；唐代释皎然亦认为，诗“有二义，一情，二事”。诗学传统中这种歌唱与叙事、吟诵与讲述的结合在中国民间社会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并且在民众生活中表现出强大的生产能力而传延不绝。

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歌”、“舞”、“乐”的结合构成了诗学生活谱系，也构成了诗学艺术表达体系。诚如李欧梵所讲：“任何传统都有一个复杂的谱系，我们对之可以批判、重估，或从任何点切入，但绝对不能一概反之，或将之断裂，或弃而不顾。”对于中国诗学传统的认识，先前更多地聚焦于“诗歌”的吟诵和歌唱，对于与之相关的诗学中的叙事的生活表现没有更多观照，对于民间叙事传统的诗学生活品格没有更多关注，从而忽视了从人民生活立场出发理解诗学、认识诗学的重要意义，也丢失了诗学传统原本应有的生活品格、生活价值，缺失了对中国诗学传统的“源流”全面认知的科学性，遗忘了诗学知识“谱系”中民间文学主流与支脉的结构关系，忽视了“中国诗学传统”包含多元化集体生活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认同力量和发展动能。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叙事：故事诗学的主体精神

中国民间故事是人民创作的，在人民中流传，是人民共享的生活传统，也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国民间故事将个体与群体的生命情怀，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己的关系作为创作和讲述的重要内容，并且建立了以人民为主体精神的故事诗学谱系核心范式。

与“人民”有关的词汇有“民众”、“老百姓”、“劳动人民”，在我国民间故事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使用，并且不同程度地传递了民间故事彰显“人民性”的生活实践形态、人民性的价值观，从而赋予故事诗学内涵的意蕴。

“人民”概念不是近代才有，从先秦时期开始，民间故事的“人民性”就已经是重要特征。但是，当时的“人民”有两种明显的差异，也存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诗·大雅·瞻卬》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处的“人”和“民”的内涵有些区别。对此，《说文解字》就明确指出：“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民，众萌(氓)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人”为“贵者”，“民”为“萌(氓)也”，“人”和“民”是两种身份，有一定的等级差异性。这一点，朱熹在为《诗经·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注释时就意识到了，他指出：“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这种将“人”和“民”分开看待的“人民性”传统内涵及其定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

“人民性”传统内容也有将“人”和“民”作为社会生活整体，并且成为社会主体实践者，即指称民众，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如《韩非子·五蠹》中的“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诗·大雅·抑》中的“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等，这里的“人民”就是生活中的“民众”，蕴含了个体性与群体性兼具共生的内涵。这种“人民性”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秉持的“人民性”理念，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场的重要来源。当然，今天我们所讲的“人民性”在传统“人民性”基础上又有了许多新发展，更加凸显了“人民”的主人翁属性，以及人民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将中国历史看成是人民的历史，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人民本位”的文艺宗旨。在“人民”文艺中，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艺术的对象、立场均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民间艺术的立场是人民，对象是人民，态度是为人民服务。凡是爱人民的即爱护之，反对人民的即反对之”。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民间文艺的根本立场和根本特征。同时，“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民间故事作为人民的文艺，人民创作了故事，传递了人民的声音，人民也是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民间故事通过其民间生活的普遍性和传承的便捷性为人民提供服务。

具体来讲，民间故事作为人民的文艺，其创作的人民性、传承的人民性、审美的人民性、讲述内容和艺术表达的人民性在人民生活实践中得到充分表现，也无不彰显出人民性的诗学内涵；哪怕是古代幻想奇诡的神话也无不展现出人民生活的特质，“我们似乎需要‘人’来重新写作‘神话’。这神话不仅是综合过去人类的抒情幻想与梦，加以现世成分重新处理，还应综合过去人类求生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人的认识，为未来有所安排”。对此，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明确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层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民间故事饱含以“农民”为核心的人民性的价值，表达了人民渴望的生活愿景以及人民对于祖国和乡土的热爱、依恋。

中国民间故事从生产、讲述到传承无处不在表达着以人民生活为中心的思想内容、文化认同和诗学精神，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创作和传承方式被人民共享，在讲述中自觉唤起人民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热爱生活、建设家乡的意识。托尔斯泰曾说，“艺术，就自己性质说来，必须跟人民接近。……艺术，假如它真的是艺术，那就必须让每一个人，特别是让艺术为之而创作的人们接近”。作为人民文艺的民间故事在创作、传承和流传中，不仅为人民接近，而且融入人民的生活。民间故事的创作素材源于生活实践，民间故事记录生活现实，民间故事表达的情感是以集体的形式发出人民的声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间故事的人民性价值更加凸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经历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政府、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在对传统文化的珍爱和担忧的纠结中，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艺被赋予了“民族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意义，成为赓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人民性”的发展轨辙，承担着重铸“民族精神”、延续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的责任。于是，一些学人和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民间，“到民间去”，政府也将到农村去的呼声落实为具体行动。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鼓励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走进民间，以此实现寻找、重拾“人民性”的姿态和具体行动。“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之前，农民对讲故事的爱好和才能在中国的文献中很少谈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同农民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使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熟悉和亲身了解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进入农村，与人民打成一片，融入人民的生活，发现民间故事，采集民间故事，民间故事的人民性表现为发现和重视民间故事讲述人、听众；挖掘、阐释民间故事传递人民的声音、表达人民的情感与力量的思想精髓，凸显人民艺术的诗学审美意味。这些代表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表达形式、艺术诗学和生活实践道路，也被看作是继承文艺民主传统、创造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文艺的重要形式。

民间故事活在人民生活中，是不同区域和民族重要的文化活动形式，与其人民的生产行为和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不同区域、民族的人民常常将民间故事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改编成民间故事表演如民间故事讲述、民间故事舞台剧，民间故事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景观化、文艺化。民间故事讲述融入其他民间文艺活动中的表演表现为人民群体参与，人民是其活动的主体。当代民间故事讲述活动是社区、村落或者文化传统区域内人民共同参与其中，这里人民在讲述故事、表演故事的时候受到共有的历史记忆、文化观念、审美价值、艺术诗学的影响，并且彼此以共享的方式生产传承、交流情感，进而实现创新转化。民间故事渗透在人民日常生活的点滴活动中，在潜移默化、口耳相传的讲述传统中充分传递了人民的声音，发挥了人民的主体性。当然我们也看到，民间故事讲述和接受群体的“人民”主体性不断发生改变，传统民间故事生产、传承的“人民”在讲述、表演中彼此熟悉、相互关切，且构成以民间故事讲述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当下民间故事讲述人、听众和故事中的“人民”已经超越传统民间故事的熟人社会关系，而进入到超越熟人社会“互联网”的民间故事讲述、传承、传播阶段。民间故事“人民”主体性“传承”是其传统价值、核心情节、关键母题的承继、延续。民间故事“传播”更多依赖现代传播媒介，“人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接受主体将民间故事作为情感表达、生活记忆的实践拓展为审美文化、诗学艺术，并肯定其文化遗产功能、生活审美和诗学艺术，这些认知为当代民间故事的知识生产、传承发展、转化创新带来新机遇。

因此，在抢救保护和传承弘扬民间故事过程中，应该“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把跨越时空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美风范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在实施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发展过程中，民间故事的人民性始终放在第一位。20世纪50年代，我国广大农村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主，以村落为单位的集体生计方式让人民能够聚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乡村文化活动以民间文艺为主要形式，其中在集体生活中讲故事、传故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文艺生活实践，民间故事的主题以及形象以人民为中心。1978年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改革开放后党对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人民的集体劳作方式逐渐变成以家庭为单位，乡村传统文化活动逐渐得到恢复，民间故事讲述丰富了人民精神生活。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群体。2000年前后，我国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掀起“外出打工潮”。中国广大农村的空心村、空巢家庭越来越多，民间故事讲述、传承的生态发生巨大改变，民间故事讲述人变少了，听众也少了，传统民间故事成为稀缺的乡村民间文艺资源，但是民间故事原生的诗学传统并未丢失。改变民间故事传承对“传统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充分引导并且创造条件激活故事诗学传统的文化基因，使其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成为乡村“人民”文艺发展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进入21世纪，我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且肯定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故事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级政府和有识之士鼓励对优秀传统民间故事进行搜集、整理、抢救、保护，鼓励多种形式激活传统民间故事活态传承，让其更好融入当代人民的生活。民间故事生产、传承和传播的生态得到继承、修复，并且经调整能适应新时代的生活步伐。利用民间故事的诗学要素，对其文化基因实施转化利用成为装扮多彩新农村、美化新生活的重要内容。虚拟网络空间民间故事生产和传承环境受到更多讲述人和听众的欢迎，尽管熟人性质的联结较为松散，但是，其民间故事的诗学传统基因却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民间故事诗学传统的传承、传播出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特征、新趋势。

时代发展导致民间故事生态环境变化，民间故事讲述内容、艺术表达及其审美价值也发生相应改变，人民对于生态环境改变表现为在对生活实践的具体感知之中，“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讲述人在情感作用下将发现人民的美、地方的美融入故事讲述中，形成民间故事诗学叙事的独特秉性。重庆走马镇是成渝古道上的集镇，以茶馆为空间“摆龙门阵”的“诗学传统”延续不绝；广阳镇自古就是长江重要码头，20世纪60年代各地“三线”建设者汇聚于此形成广阳镇民间故事多元流动的美。辽宁古渔雁民间故事属于海洋文化生态，这里有许多山东移民后裔，海洋文化与家园乡愁成为古渔雁民间故事诗学情感传递的重要特点；贵州黎平黄岗、四寨和寨高是兄弟村寨，其民间故事中兄弟亲情和山地风格明显；湖北长阳都镇湾故事中保留了浓厚的土家族的祖先传统和文化记忆。尽管生态环境对于民间故事生产、传承有重要影响，但是并非颠覆性的。民间故事传承生态传统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谱系和诗学叙事传统得以保留，这就使民间故事知识生产得到延续和不断创新发展。

当前，我国政府将民间故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来看待，对于人民讲述的民间故事给予高度重视。我国政府建立的国家、省市、地市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就包括各民族优秀的民间故事讲述群体。各地合理利用民间故事助推地方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将民间故事置于人民生活至上的高度予以传承、利用是前所未有的。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规定：“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做好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实施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传承。”无论是地名遗产、传统工艺，还是经典文献等，均与民间故事有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方言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包含了民间故事全部内容，尽管不同方式呈现的民间故事形态有些差异，但是其蕴含的中华民族民间故事的诗学传统却是永久的，也是恒固的。由此可见，新时代的中国民间故事开启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传承传播途径，并且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注入民间故事新的营养和动能，以此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民间故事作为传统的文化遗产，作为新时代文化生活实践形式，其传承并推进“自然生态和谐”、“精神生态和谐”、“人际关系和谐”，在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共同传承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表现了中国故事诗学传统的赓续传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精神。

三、日常生活审美：民间故事的诗性智慧

我们讨论民间故事讲述中的“诗学”传统突破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藩篱。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间故事讲述实践来看，故事诗学不仅表现为审美艺术，更多的则是人民日常生活行为，体现民间社会的生活价值，具有穿越时空影响的生活力量。诚如鲁迅所讲：“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人民在生活的“消遣闲暇”时讲故事就是生活实践，这个闲暇时的生活与劳动时的生活构成人民的生活世界，也成为民间故事日常审美叙事的行为实践。

民间故事的讲述是日常生活的行为，也是文学艺术的创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民间故事始终伴随着人民的生活，潜移默化地融入生活之中，成为具有诗性自觉的集体记忆。这种诗性自觉记忆在讲述过程中就是日常生活与审美艺术的高度融合，也是在诗性的讲述中实现集体记忆，在讲述人与听众的互动中“为了生活在被文化建构了的社会而‘培育’于自身的”文化倾向和传统品质。

中国故事诗学传统并非全然是纯粹的审美艺术，而是包含了人民的社会关系建构、人民生活的现实情态以及人民行为的秉性。民间故事是讲述的艺术，“讲故事的人所讲述的取自经验——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他又使之成为听他的故事的人的经验”。也就是说讲故事是人与人的关系，其意义生成于讲述人与听众的互动过程中，民间故事的讲述过程就是生活实践的多元互动过程，包含了个体与群体、社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彼此协调的关系建构，也是彼此认知、理解、接受和认同的过程。在湖北宜昌下堡坪民间故事讲述中，许多讲述人喜欢讲文化人的故事，这类故事传递了下堡坪人对于文化的重视，对于文化的羡慕和自豪，也成为下堡坪人文化认同、传统品质的重要资源。且看下面一例：

两个在京城赶考的学子，有一个是四川的，有一个是湖北的。有一天，两人就在一起吹牛。四川学子说：“四川有个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湖北学子忙接过来说：“湖北有个黄鹤楼，半头伸在天里头。”湖北学子吹赢了，四川的学子就搞输了。四川的学子就说：“你们湖北人真是有才！”湖北的学子就更进一步地吹：“湖北人不但有才，而且才子特多，连捡狗屎的都是才子！”

考试结束以后，湖北的学子送四川的学子回家，走到湖北宜昌宝塔河，就碰到一个捡狗屎的。四川的学子就想起湖北的学子说的捡狗屎的都是才子，他就说：“这位老先生，我出个对子你对。”这个捡狗屎的把他视了视，只管低头捡他的狗屎，也没理他的。他就问湖北的学子：“你说你们捡狗屎的都是才子，我喊他出个对子他对，他怎么没对呢?”湖北的学子说：“他没作声，那就是默认了。想到你是客，就请你出个上联吧！”四川的学子就说：“那我们以这个宝塔为题，我来出个上联。‘远望宝塔尖尖，七层四角八棱。’”捡狗屎的把手几摆就走了。四川学子就问湖北学子：“你说捡狗屎的都是才子，我出的这个对子他没对到嘛！”湖北学子说：“他是用手势跟你对了，他对了走了，你还不得信。”四川学子问：“他是怎么对的呢？”湖北学子说：“近看手板平平，五指三长两短。”

四川学子说：“湖北真是出才子的地方，惟楚有才！”

故事尽管包含浓厚的夸张、想象成分，但是，却以主人公双方吟诗作对的方式推动故事发展，表现出非凡的“诗性智慧”，传递出下堡坪人对“惟楚有才”的自豪，以及对于有知识人的敬重和认同。

民间故事的“诗性智慧”源于讲述人生活实践的想象力、创造力，也源于讲述人和听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类行动。人类“各门技艺和各门科学的粗糙的起源”是“一种诗性的或创造性的玄学”，民间故事讲述人不是凭智性和理性认识事物、创造事物，而是凭借其“强烈的感受力和广阔的想象力”，这种感受力、想象力是人类思维的开端，也就是“诗性思维”和“诗性智慧”。民间故事的诗性思维是讲述人和听众在日常生活中本能的直觉、感觉和感受，并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以“诗性思维”表现为生活的智慧和生活的审美，这种基于“诗性思维”表现的生活审美并非自我的话语而是对话性的，并非单向度的而是互动性的，并非个体性的而是集体性的，是在日常生活讲述的你来我往的相互交流关系中实现生活的审美化，在人际交往交流中实现区域的文化认同和集体情感，也创造了共同体的生活融通。

故事诗学传统源于讲述人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感受到的景物、人物和事物，这些日常生活“指的是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那些游客熙攘、摩肩接踵的旅途，那些人口稠密的空间，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天又一天(但是并不对它们作出判断)。这是和我们最为切近的那道风景，我们随时可以触摸、遭遇到的世界”。这些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讲述内容，是故事诗性审美表达的根本，民间故事讲述的生活实践与民间故事建构日常生活图式的审美叙事彼此交融、互为映照，也相互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故事诗性传统就是生活的审美化叙事，也成为日常生活诗学的表达传统：

日常生活诗学关注世俗性生存的审美表达，不是简单地颂赞物质化的生存，追捧欲望化的感官生活，而是立足于物与人、身与心的统一，审视日趋驳杂的日常生活对人类生活质量的内在作用，甄别和反思那些给人类社会带来混乱、焦虑和低俗的不良生活，以必要的理想情怀、友善之心，与家人、朋友、同事等芸芸众生，共同创造相互理解而又彼此体恤的生活图式……

重庆走马镇的茶馆是民间故事讲述、交流的场所。走马镇人赶场日，亦或平常时间，茶馆总是集市上最热闹的地方。“在茶馆里熟人相聚，寒暄、问候，彼此讲述生活中的见闻，讲述传统的祖先故事，在茶馆，也常见到陌生的面孔，他们在这里结识朋友，在这里静听茶馆常客的聊天。茶馆是走马镇人打消时间的地方，有的年长者坐在茶馆，默不作声地静待生活时光的流逝，有的则在茶馆里开展各类娱乐活动，打麻将、玩扑克等成为茶馆常见的休闲方式。当然，走马镇茶馆更多的是讲故事，唱小曲，各类民间文艺竞相上演，自由的、自在的讲述和演唱方式得到充分的表现。因此，茶馆是走马镇人交往的空间、消遣的空间以及谈论各类趣闻轶事的‘话语空间’，更是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各类民间文艺活动的表演空间”。走马镇的茶馆承续传统的喝茶、讲故事、闲聊消遣的日常生活空间属性，联结着历史与当下，建构着以茶馆为中心的社会关系，表现出空间社会的诗学特征——“茶馆作为一个联结着自我与社会、结构与阈限、话语和实践的诗性空间不仅蕴藏了丰富的表演技术、游戏形式和话语策略，而且在乡村社会的实际运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表演性、戏剧性和诗性特征，也使之同近代西方理论中的公共领域有着显著差别”。

民间故事讲述空间是多人群集体空间，是人民相互交往的“表演空间”和“游戏空间”，是人民谈话闲聊、发布各类消息的“话语空间”。因此，民间故事讲述空间是“公共空间”，也是“诗性空间”，其空间生活触角深入到社会传统根基，空间关系关涉到现实生活的不同方面，也关涉到讲述人和听众的人生百态。民间故事讲述内容、讲述动力源于日常生活，艺术表达方式源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民间故事诗学传统的根本力量，因为只有丰厚的日常生活土壤才成长出具有生活诗学魅力的民间故事，也成长出民间故事诗学传统的生活精神。诚如赫尔德所讲，“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土壤是什么样的？它是由什么东西产生的？在土壤里播种了什么？在土壤里可以生长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人民，那既不会有群众、民族、语言，也不会有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在我们内心里生活并创作着的诗歌了”。赫尔德强调了艺术的土壤和人民性问题，民间故事土壤是社会生活的惯常，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民间故事的诗学传统就是人民日常生活的诗学，包括生活的艺术审美化和艺术审美化的生活。

四、“性情”叙事：民间故事情感的诗学表达

民间故事以听觉方式在讲述、演唱的生活过程中得以完成，其中的讲述人、歌唱者和听众之间构成流动性、交流性和互融性的共同体，也成为情感互诉互释的共同体，成为故事诗学传统的生产场域、交流场所和表达空间。民间故事是生活叙事的艺术，也是表达情感的生活，因此，中国民间故事呈现出“性情”叙事的诗学表达与中国古代重诗教传统的教育关乎情感生活有渊源关系，诗教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民间故事真情实感的诗学精神。欧阳修曰：“诗源乎心，贫富愁乐，皆系其情。”朱熹认为孔子“思无邪”就是“性情之正”：“诗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于正，岂有假伪得来底！思，便是情性；无邪，便是正。以此观之，《诗》三百篇皆出于情性之正。”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倡导以善为根本的情感诗学传统承续了先秦以来“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精神。同时，民间诗学传统从先秦就开始“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的实践行动，中国故事诗学中的歌唱、吟诵、物象、声音都是“由人心生也”，并且构成听觉的艺术传统决定民间文学传统的讲唱与聆听参与互融的关系，其故事诗学传统中使用的方言讲述具有较强的韵律、节奏而朗朗上口，因此，地方语言成为故事诗学传统中生成、流动的重要因素，也是抒发讲述人与听众情感的途径和建构民间故事作为口头传统认同的力量。对此，刘半农(刘复)有过一段论述：

我们做文做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可以严格的收缩在一个最小的地域以内)，而又不能独立，我们叫它方言。

诗学传统中情感表达的语言莫过于母亲使用、传递的语言，这类“母亲的语言”就是方言，民间故事讲述的诗学语言就是区域性的方言，其蕴藏着情感的表达力、感染力和乡土社会的建构力。刘德方故事讲述的语言是其生活所在地下堡坪的方言，也是下堡坪人日常生活的语言，他所讲故事中的许多诗句是自然的、本能的、生动的，并且在情感流动中开展建构性社会行动。诚如美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所讲：“激情使他构造出语言，这是基于建构性习惯的自然的和本能的行为。他的诗句很自然地流淌出来，就像鸟的歌唱。他并不会为表达思想而去着力寻找语言，从而为语言所占有。最伟大的诗歌本身是情感的自然流淌。”民间故事讲述人的语言是日常生活自然流动的语言，也是讲述人所在区域的语言，依靠这类语言交流的流畅性、情感性和关系性能有效增进人民之间的亲和力、认同力和凝聚力。诚如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具有的情感性质那样，“正是情感纽带使个体被归属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具有内部凝聚力的集体。不是暴力，而是情感把文化团结在一起。情感塑造了我们的记忆，并给予记忆以色彩和定义”。民间故事讲述的情感是讲述人的情感，也是区域人民的情感，由民间故事讲述人使用的语言讲述悠然而生的情感是集体记忆的内核而具有凝聚力，成为讲述人及其所在区域人民生活过程的认同实践，也成为共同体生活的纽带。

民间故事传统是以日常生活的口头语言为主的传承，是在日常生活驱动、日常生活情感作用下进行的个体与集体记忆活动，这种记忆是融入生命的情感，也表达生命情感和传递生命情感。故事诗学传统中的每一次讲述和演唱就是社区、民族集体记忆的唤醒与建构，也是人民情感的交流和日常生活的建构，因此，刘德方的讲述、演唱在视觉、听觉和感觉中不断唤醒、重构和传承了下堡坪的故事诗学传统。

中国故事诗学传统以人民的生命意识为主体，以日常生活为根基，其民间故事诗学表达的生命情感与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生命本原、运转规律、时空律动遥相呼应。比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沈德潜对这段文字注解为“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这些老人“击壤而歌”、击壤而事的吟唱与叙事出来的声音是自然的，动作也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的扭捏做作，传递出来的源于生活的真情呼喊振聋发聩。

故事诗学传统的情感是自发的、自在的，也包含了生活的道德意义。《杨蓬海诗集序》指出：“诗贵有情乎？序诗者曰：发乎情，而贵有所止；则情不贵。人贵有情乎？论人者曰：多情不如寡欲；则情不贵。不贵，而人胡以诗？诗者，文生情；人之为诗，情生文。文情者，治情也。”王闿运充分肯定了“情”与“诗”的关系，明确区分了“文情”与“治情”的文化价值。故事诗学传统中的“情感”并非属于个人，而是个人所在的社区、村落和集体，侧重于以“情”的伦理作用于社会生活，从而使故事诗学潜隐的道德价值浮现出来，规约人民生活的秩序。

民间故事讲述人讲述的故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呈现多姿多彩的生活情境、浓郁的生活情感，又蕴涵着鞭辟入里的为人之道、处世之理。讲述人讲述的故事具有教化功能，包含深厚的道德思想。尽管其讲述包含了讲述人个人的情感选择，但是，更多则是集体情感选择下被接受和认同的道德生活。因此，民间故事讲述贯穿“诗学”显然将教化与讲述人所在区域人民集体情感紧密结合。民间故事讲述人通过讲故事传递人民的集体情感，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勇，批判游手好闲者的不思进取，教导不学无术者奋发图强，规劝品行恶劣者多做好事，赞扬知书达理、尊老爱幼的操守，鼓励积德行善、诚信守约的作为。这些在民间故事讲述中流淌的情感能量是区域人民的价值观作用选择的结果，也是贯穿民间故事持久的认同传统，以及凝聚力的诗学生活的来源。

民间故事浓郁的诗学传统是口头的，也离不开书面传统的影响，尤其是民间故事世界中出现了大量文化人的故事，其故事讲述人也大多是当地识字的文化人，这就决定了民间故事诗学传统表现生活选择的倾向性和价值共识。民间故事大量出现讲述秀才类、先生类、文人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往往穿插了吟诗作对，或者以吟诗作对推进叙事情节向前发展。如有个故事讲，有三个秀才去圣人庙朝拜，出山门外看到四枚铜钱，他们将铜钱捡起来，一人分一枚，可是剩一枚归谁呢？最后决定通过吟诗看谁最穷就给谁：

第一个秀才吟道：“身居房半间，半边露着天，盖的麻袋睡，枕着一块砖。”

第二个秀才吟道：“自幼没有屋，睡觉躺大路，枕的胳膊弯，光着一身骨。”

第三个秀才吟道：“年过二十春，过了十九冬，吃的天河水，喝的西北风。”

三个秀才都穷，怎么办呢？只有到县衙里去请老爷公断。……县老爷将四个铜钱收下，吟诗一首作判断：

击鼓鸣钟又喊冤，秀才怎能也贪钱，
吟困说穷争小利，修身报国丢一边。
四枚铜钱都归我，三人屁股全加鞭，

今后再敢来吵闹，打进大牢年复年。

三个秀才看到铜钱各自想多占而比穷，闹到县衙，县老爷占为己有。讲述中三位秀才和县老爷吟诵诗歌含蓄而又表现出的文采符合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也契合故事情节的演进逻辑，秀才彰显自己不同于老百姓的才学的优越感，县老爷也以吟诗的方式霸占四枚铜钱。故事中以四人吟诗推进故事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到县老爷那里，故事的诗学叙事根据人物的情感变化进入高潮，故事诗学的“诗眼”也是情感的得到释放而即刻显露，故事中秀才和县老爷吟诗作对的文采与贪欲的心理形成反差，把文化人的酸腐形象和县老爷的贪婪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中国民间故事是人民共享的诗学传统，也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民间故事作为人民的文艺，其创作的人民性、传承的人民性、审美的人民性、讲述内容和艺术表达的人民性在生活实践中得到充分表现。也就是说，民间故事是人民的“诗学”生活，通过故事讲述方式建构“诗的世界”，表达人民明确的道德感，发挥慰藉人民心灵情感的作用，唤醒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

五、结论与讨论：如何建构中国故事诗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

中国民间故事是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文艺，以正确的人民观抢救保护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以人民为中心的故事诗学理论，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生活，凸显民间故事理论的中国特色，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学术命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人民为中心的故事诗学将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情感和人民的审美有机结合，无论是讲故事的人，还是故事的接受者均来源于民间生活世界，“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总是扎根于民众，尤其扎根于手艺人阶层”。因此，挖掘、阐释古代民间故事和现当代流传记录的民间故事中关于民间生活世界人的诗学表达、诗学精神，比如善良与邪恶、贫穷与富贵、贪婪与知足等是人民生活中常常出现的现象，也是民间故事经常讲授的内容，将人民生活中的现象纳入故事诗学，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儒家的价值观念与诗学化的教化影响，“他们既喜欢了，有兴趣了，能够看的，不妨尽搜罗这些东西给他们，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同时，当代中国故事诗学对于文学性、审美性的观照应该全面走向人民的生活世界，要以特有的诗学精神在新时代发挥更重要作用，“倡导‘改写’民间故事，又尝试用‘故事诗学’眼光来解读民间故事，都是为了让民间故事回归文学，回归更吸引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中华精神文化家园”。因此，建构中国故事诗学的人学观照系统就不仅是诗学的审美性，更应观照故事诗学的人民生活性，从民间故事的生活内容、风俗习尚、情感诉求、艺术法则、美学情趣、心性规范等出发建立中国故事诗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叙事体系。

民间故事讲述人通过从庞杂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取生活经验，提炼进入故事讲述的素材，并且在讲述人和听众共构的场域达成价值共识，以民间故事的“诗性思维”将社群共同体的日常生活规范化，形成集体共享的、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情感，并以此为基准对于人民共同的生活实践经验进行解释，通过讲述人的讲述行动凝聚集体的生活实践和情感关系，从而形成人民的集体身份归属，遵守同一性的“记忆共同体”，培育和铸牢从区域性共同体到国家共同体的历史主动意识。

故事诗学传统本质是在集体的讲述生活和生活的讲述中得到呈现，其民间故事意义也实现于讲述生活过程。尽管历史上故事诗学传统以文字传承为核心，但是，并不能因为讲述生活的远去忽视或者否定了民间故事讲述人、听众和讲述过程的诗学生活。我们必须承认，由文字记录的故事诗学传统经过整理人、记录者的整理加工，将原本在讲述过程中就具有鲜活生活景致的文学审美进一步得到了强调。即使如此，我以为，故事诗学传统被文字记录下来，也并非全然是艺术审美，仍然包含了日常生活的诗学叙事，仍然具有建构社会关系、滋润人心的情感力量。民间故事通过文字记录形成文本，能够凝固民间故事历史传承的瞬间形态，也成为民间故事讲述历史的时代记录，是“我们记忆的外化”，而且民间故事通过文字能够让我们看见故事背后隐藏的社会秩序、生活情境，民间故事因为文字“创制可见的象征秩序，使国家中出现的所有新的、共同的、包罗万象的事物都可以显示出来”。这就是说，民间故事因为文字被阅读、被接受，同样体现了人民的集体情感，是人民生活共同性体现，也生成了人民的公共性生活的使命，使我们明白民间故事讲述人、听众，以及广大民众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

这里需要明晰的是讲述人在生活中讲述的故事诗学与故事诗学精神之间的关系。由于故事诗学的意义主要源于生活实践，而当代社会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否影响故事诗学意义的发生呢？本雅明认为，“‘讲故事的人’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还算熟悉，但实际上，讲故事的人今天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讲故事的人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遥远，而且越来越远”；“讲故事的艺术正濒临绝境，因为真理的史诗一面——智慧——正在死去”。本雅明针对西方现代社会民间故事讲述人和讲述现象的讨论有些悲观，认为今天讲故事的人不起什么作用；而且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民间故事的艺术智慧“正在死去”。在我看来，中国民间故事讲述人和讲述传统并不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尽管今天中国传统民间故事讲述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生活实践层面的民间故事讲述关系也变得少了起来，其故事诗学的价值有所减弱；然而，历代讲述人讲述留下的民间故事却永久存在，并且以文本、图像等不同的形态传承、复活，这就使中国故事诗学传统仍然散发出永恒的魅力。再者，中国民间故事讲述在乡村社会仍然较为盛行，因此，故事诗学传统不仅在文本记录中回归生活，而且在民间生活中，民间故事诗学传统蕴含的“美的事物中，某种永恒的、不变的因素……和某种相对的，有条件的因素共同发生着作用。后者……是由时代、时尚、道德和热情造成的。没有后者……前者也就难以被吸收”。

故事诗学关注自我呈现和话语建构，并且在讲述过程中与听众，以及生活在讲述人周边的人民实现交往交流交融，将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并置且融为一体，进而凝聚成人民的集体情感与道德共识。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把跨越时空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美风范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在新时代的民间故事诗学传统保护传承中，要弘扬民间故事诗学传统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以及“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诗学传统包含的仁爱、诚信、善良、正义、和睦、孝老爱亲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村落、社区传统，是人民生活实践经验的讲述、传承和创新，更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幸福生活的源泉。故事诗学的生活之维是时间与空间结合，它与既有的社会制度存在高度的嵌合性和连续性，讲述人以非凡的诗学智慧将其内化于以村落、社区为基准的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故事诗学资源需要大力挖掘，故事诗学理论需要加强研究，以此为内容成为中国民间故事理论新拓展和学科发展前景的方向式的期待。诚如刘守华所讲，“不论是将神话、传说、故事融为一体建立民间叙事学，还是在民间口头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大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宏大背景上来考察民间故事，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视野中来审视这些口头语言艺术奇葩，都有待于‘故事诗学’的新开拓，因而‘故事诗学’具有广大而无比诱人的学科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