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出版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从知识生产视角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编纂呈现出组织化和脱域化特点。民间文艺研究会、文化馆之间的合作及行政部门的支持是民间故事集成工作的组织保障。采录者在讲述活动文本化的过程中，互动式的即时性讲述从时空中抽离出来成为可以随时阅读的书面文本，地域性的声音文本经过书写文字及专业系统规训后成为可共享的文字文本。这种跨地域、跨语言、跨媒介的知识编码过程可称为“脱域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脱域化”表现为再现故事讲述的口语化、互动状态，以及科学性、人民性、文学性相统一的知识过滤。

关键词：《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搜集整理；知识生产；组织化；脱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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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文学史上，政府主导的民间文学普查及搜集工作源于延安时期形成的采风运动及对革命文艺的重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8年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成为民间文学普查工作的前奏，同年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则为普查与政府部门的协作提供了经验。1979年，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十年规划一九八零——一九八九》将普查和搜集工作列为首要内容，“普查、搜集工作，必须坚决贯彻‘全面搜集’的方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五年内，对本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学蕴藏情况进行全面普查，摸清情况，写出调查报告。在搜集方面，首先应对重要的、有失传危险的传统作品进行抢救，用文字记录下来。十年内，对本地区各民族的各种民间文学作品进一步广泛深入的搜集记录，分民族、分类型编印各种具有科学价值的资料汇编”。

　　政府主导的文艺集成工作发端于1979年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发布的《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这一文件，“大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中间的民间歌曲、民族民间器乐曲、古琴曲、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等，是民族音乐在继承和发展上极为宝贵的基础资料。中国音协拟组织力量将这些宝贵资料加以收集、整理，分别编为‘集成’以供全国音乐工作者学习、研究之用”。贾芝在参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纂过程中萌生开展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想法。1982年1月1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提出“在普查基础上，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歌、民谣集成》《中国谚语大观》”。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文启动编辑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内的三套集成。自此，中国民间文学史上轰轰烈烈的三套集成工作在全国展开。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借助行政力量、群团组织和学者之间的有机合作得以顺利推进，“开辟了我国民间文学大型、集体学术项目模式”。关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故事文本的科学性，学界关注较多，并引发集成资料能否用和如何用的问题。笔者试以湖南省石门县的民间故事集成编纂为例，分析民间故事集成工作的知识生产机制及文本生成过程，阐发民间故事讲述的跨媒介转换问题，为当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实践提供参考。

　　一、组织化下的合作制：《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知识生产机制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石门县资料本》在1986年9月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作品记录和整理的忠实性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领导和民间文艺专家的高度评价，被推介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示范本。会后“广西、湖北、浙江、江苏等地还先后派人去石门学习取经”。可见，《石门县资料本》的编纂在民间文学集成学术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一）多部门协作：普查和试点的制度保障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在全国各地发动相关人员开展普查工作，摸清家底，抢救濒临消失的口传故事；二是保证采录作品的科学性。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群团组织，要在全国普查须得到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等行政机构的协助才能进行。贾芝曾提及在联合文化部发布编纂三套集成的红头文件时，“文化部某领导不同意签署文件，说民歌、民间故事与文化部无关。12月15日，我找到周巍峙同志，他表示支持，并建议重写一文件，说把地方文化馆写上就好办了”。

　　1949年以来，民间故事成为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少基层文化工作者在倡导民间文艺的背景下开始从事搜集工作。《石门县资料本》主编贾国辉从小喜爱民间文学，自桃源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搜集民间故事，1956年搜集的《姜女下池》得到《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肯定，至1983年9月所搜集的民间故事已达160篇，同年因搜集成绩显著被吸纳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订阅《民间文学》杂志，很早知悉“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要注意到讲述人、时间和原汁原味等搜集原则，民间文学的科学性很重要，不能造假”。贾国辉在石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积极响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普查号召，在1983年7月制定了《石门县民间文学普查规划》。他计划从1984年至1986年三年完成普查任务，要求“精华糟粕全面记录，搜集记录要忠实，语言不要加工······要记上口述人名字、年龄、职业、流传地点、搜集人、搜集时间”。普查规划提出“从点到面”的普查思路，“先抓一个大队的点，各生产队派一小组成员，家家到，户户落，切实了解民间文学口述人对象和蕴藏量”，之后“各文化站全面铺开”。

　　为提升普查人员的民间文学专业素养，贾国辉1984年3月在杨坪乡展开普查试点，对乡镇文化站辅导员开展实地采录培训。为保证采录信息的全面，贾国辉制订了“石门县民间文学普查资料卡”。普查资料卡中涵盖了标题、口述者、流传地区、分类号、采录人等内容。在采录培训中，贾国辉根据多年的搜集经验总结出重点采录对象——“七老”，即老教师、老中医、老船工、老匠人（木匠、瓦匠、岩匠、篾匠、铁匠、裁缝、剃头匠等）、老道士、老巫师、老艺人，认为“这些人活动范围宽，接触的人多，知道的民间文学也多”。在杨坪乡试点工作中，5名辅导员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采录到各种民间文学作品300多件，近100000字”。

　　贾国辉此后被借调到常德工作，导致石门县的民间故事搜集工作陷入困境，一年内仅搜集12篇民间故事。1985年春，贾国辉重回石门县文化馆主持普查工作。面对几近停滞的搜集工作，他邀请巫瑞书等学者对各乡镇文化站辅导员和业余作者进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培训。为“把冷火点燃，突击抓普查员”，贾国辉决定1985年9月在燕子山乡开展第二次试点工作。试点前，贾国辉把燕子山乡文化站辅导员孙开国作为典型来推广。孙开国祖父孙明斗在当地是有名的“白话佬”。贾国辉指导他编印了《孙明斗讲述故事集》，内含讲述人小传和20则故事，供采录者参考。贾国辉在试点工作会上让各乡镇文化站汇报已有的民间故事搜集成果，下达搜集任务，规定“老站（成立较早的文化站）选编一本民间故事集，不少于50件，新站（成立较晚的文化站）在搜集中选编一本民间故事集，不少于30件”。

　　燕子山乡试点的专业培训和定量考核等措施调动了各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的积极性。官渡桥镇文化站辅导员说：“燕子山试点结束后，（辅导员）向党委汇报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有关民间文学普查的文件精神，随即得到了重视和支持。”泥沙河镇文化站“自从文化馆在燕子山乡召开民间文学试点工作以后，我站紧急行动到十二月三日止，共收集民间文学作品二百三十六件，编印了一本《民间故事集》（五十个故事）”。燕子山乡试点结束两个多月后，两个乡镇不仅完成了搜集工作，还较出色地编印出了乡镇故事资料本。到1985年末，部分乡镇文化站已陆续编完了民间故事集。“以点到面”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终见成效。

　　普查工作中，政府部门的支持尤为重要。民间故事采录工作主要依托文化站辅导员来展开。有些人员认为，政策宣传是文化部门的主要工作，搜集工作是“额外负担”。一些文化馆员表示，“文化馆的工作千头万绪，哪有时间和精力抓普查”，有的辅导员还产生了推诿情绪，认为“上面又没有文件规定文化站搞民间文学普查，这是馆内的事”。在石门县常委扩大会议上，贾国辉就集成工作的意义做了重点汇报，获得县党委的重视。三套集成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被列入石门县的工作计划中，并将其纳入县党委文件下发到各乡镇党委。县党委文件不仅为辅导员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工作铺平了道路，也让各乡镇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成为行政考核内容。

　　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在基层实践中面临缺钱和缺人的困境。时任湖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秘书长陶立曾表示：“希望（石门）创造缺经费搞普查的经验。”石门县民间文学普查和试点依托文化馆的行政机制，只有争取到县委和县政府的支持才得以开展。在县长办公会议上，石门县文化馆汇报集成工作的意义与难处，争取到资金的支持，解决了工作中的部分费用问题，保证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文化部门工作人员是普查和采录的核心力量。为进一步推进普查工作，石门县文化馆规定文化站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占考核分数的百分之十。可见，民间文艺研究会和行政部门的合作是民间故事集成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接下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升采录工作的科学性。

　　（二）专业培训与采录实践：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知识生产流程

　　尽管贾国辉的民间文学知识和采录经验比较丰富，但基层文化工作者普遍缺乏民间文学专业知识和采录实践。贾国辉联系湖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和省内民间文艺学者多次开展培训工作，力图短期内提升文化站工作人员和业余作者的采录水平。据了解，石门县文化馆先后进行了四次普查培训。

　　湖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在1982年已经着手准备和指导各地开展民间文学集成工作。贾国辉在1984年邀请陶立、龚笃清等人对石门县18名文化站辅导员与17名业余作者讲述民间文学搜集知识。培训后，贾国辉在杨坪乡进行了第一次民间文学采录试点。1985年7月，贾国辉重回文化馆后再次举办了民间文学讲习班，邀请巫瑞书、杜平等湖南省民间文艺知名学者对文化站辅导员进行专业培训。此次培训涉及了民间文学理论、民间文学搜集与整理的具体方法以及实地采录等方面，取得较好效果。巫瑞书在讲座中就如何忠实记录做了以下阐述：

　　必须进行忠实记录。（1）所谓忠实记录，就是讲唱者怎样讲唱，就怎样记录；讲唱多少，记录多少，不能遗漏，也不能增添。（2）当场记录，尤其是要记好讲唱者的语言（特别是故事中的方言和语气词）、听众的插话等。在《民间故事理论与采录的几个问题》将作具体探讨，这里就不赘述了。（3）值得重视的是，讲述者讲述时的情绪以及环境、气氛对讲述的质量有较大的影响，有时讲出的故事可能差别很大（环境、情绪、气氛好，讲述的质量高）。因此，在普查、采录时，我们要尽量为讲述者创造良好的讲述条件，以便使他处于最佳情绪和最佳气氛中，处于最佳表演状态，讲出最高的水平，表现出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和风格。这样忠实记录下来的作品质量自然也就可能臻于最佳。

　　巫瑞书关于民间故事采录方法的论述与后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的要求大体相同，并融入了段宝林提出的立体描写方法，为此后石门县民间故事集成编纂提供了颇具前沿的学术指导。

　　听完专家讲课后，贾国辉还要求与会者：

　　进行当场采录，当场实习。共选了三个同志讲故事，要求学员们都当场记录，故事讲完立即交稿。实习结果，二十六人中，只有二人没有记完，二十四人记录较好。然后进行讲评，分下列步骤进行：第一进行分类。明确什么是传说？什么是谚语、笑话？什么是歌谣？第二拟题：对于讲述的同一个故事拟标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可以锻炼学员们把握一个故事中心内容的能力。第三讲述整理中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前段搜集中的情况和这次实习整理的故事，发现有的同志加工太多，有的同志把民间故事当成小说写，注重刻画人物，不注意民间故事的语言等问题。通过讲解和评点对于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作了纠正。

　　为强化培训效果，贾国辉随后在燕子山乡进行第二次普查试点。他先给12个文化站辅导员发一本油印的《孙明斗讲述故事集》作为样本，然后进行两天半的采录实践。他特意让讲述人龙战才讲述《瞎子充亮子》，用录音机录音，同时让12位辅导员同时记录，“以录音稿为准，以记录稿为基础再进行整理，加的和改的要标出来，供他们参考。我现场讲评后，又让他们下大队去搜集。这样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理论，多次反复，终于培养出了一批比较合格的普查员”。

　　石门文化馆通过“专家讲座—试点—现场采录和点评—回乡采录”的培训模式，辅之以量化考核制，让基层文化工作者基本掌握了民间文学集成的“三性”原则和采录方法。此外，县文化馆还通过“发布征集民间文学作品的公告，给业余作者印发了公开信，有的文化站也张贴了征集民间文学作品的公告”，宣传刘宏忠、杨名夏、陈细彬等业余作者事迹，奖励普查积极分子推动普查工作。历时近3年，石门县文化馆在43个乡镇开展了普查工作，“共搜集到的民间故事三千多件，一百八十多万字”，发现了孙明斗、易法松、肖卯秀等“白话佬”。

二、脱域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文本生成

　　（一）脱域化的界定与特征

　　民间故事的讲述是在固定时空中进行的，其中讲述人、听众及讲述空间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当采录者将讲述活动文本化的过程中，具有地域内部交流特质的方言或民族语言转换为大众共享的随时阅读的文字，面对面的口头交流被书写符号所替代，讲述活动的即时性和鲜活性随之转变为书面文本的持久性和稳定性。笔者将这种跨地域、跨语言、跨媒介的知识编码过程称为“脱域化”。

　　脱域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创设的术语，认为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借助货币、文字等象征符号及飞机、计算机等专家系统摆脱传统社会的时空束缚，“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认为，书写文字的出现使得时间和空间的割裂成为可能，“书写文字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产生出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对知识的反思性转换从既定的传统中分离了出来”。“脱域”概念形象呈现了传统社会以口传文化为主体的面对面交流日渐被文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带来的阅读、聆听、观看等“物—人”交流模式替代。笔者用“脱域化”来阐发故事讲述活动转换为书面文字的过程，类似劳里·杭柯提出的民俗22个过程中的第二次生命，“民俗脱离原来的生存状态或载体形式，在一个新环境中得到的再利用。其中，载体的变化是最为突出的方面”。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脱域化”重在说明故事讲述活动的媒介转换过程而非结果。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界，“脱域化”常常让读者想起巴莫曲布嫫论述彝族史诗采录过程中出现背离叙事传统的“格式化”现象。“格式化”是指“某一口头传统文学事象在被文本化的过程中，经过搜集、整理、迻译、出版的一系列工作流程，出现了以参与者主观价值评判和解析观照为主导倾向的文本制作格式，因而在从演述到文字的转换过程中，民间真实的、鲜活的口头叙事传统在非本土化或去本土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游离本土口头传统的偏颇，被固定为一个既不符合其历史文化语境与口头艺术本真，又不符合学科所要求的‘忠实记录’原则的书面化文本。而这样格式化的文本由于接受了民间叙事传统之外并违背了口承传统法则的一系列‘指令’，所以掺杂了参与者大量的移植、改编、删减、拼接、错置等并不妥当的操作手段，致使后来的学术阐释发生了更深程度的误读”。巴莫曲布嫫概括的“格式化”是指彝族史诗传统采录及汉译过程中出现的“消弭了传统主体的创造者角色和文化信息、忽视了生动的表演过程、渗透了采录者的观念、形成固定的文本框架等”现象。民间故事相比史诗篇幅短小，讲述活动与仪式关联并不紧密，虽难免会渗透采录者的观念，但“格式化”现象并不显著。换个角度看，笔者认为“格式化”是口传文学转换为书面文字过程中出现的“脱域化”的一种类型，类似“重构文本”。

　　民间故事的“脱域化”并非“照相机、投影仪式的机械映像”，其呈现以下特征：

　　1、互动式的即时性讲述活动从时空中抽离出来成为可以随时阅读的书面文本

　　故事讲述活动中讲述人和听众有互动，会依据听众的反应及评论而进行调整，讲述人时而会跳出故事情境与听众交流，时而会对故事中的角色进行评点；故事讲述中听众偶尔也会与讲述者进行角色互换；讲述人也不会像说书人连续不断讲述数小时，讲述与聊天夹杂其中，有的讲述人“讲故事的时候，一会讲，一会唱山歌，边讲边唱就搞到四五点钟了”。即便忠实于讲述活动的田野记录文本也不可能完全再现长时段的互动式讲述活动。此外，讲述过程中还夹杂着重复、口误、评点、讲述中断等各种庞杂情况，“口头讲演生动、贴切、自然，但有时难免罗嗦，习惯语、过渡性的话比较多，这正是民间故事的味道和魅力”。然而，在迻译为书面文字的过程中，大多不会再现上述即时性演述状况。“脱域化”后的文本是读者与讲述者、采录者的隔空相遇，不再是具体时空下讲述者与听众的日常生活。讲述活动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在“脱域化”过程中转变为书面文本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2、地域性的声音文本经过书写文字系统规训后成为可共享的文字文本

　　故事讲述属于言语交流活动，“没有声音，真正的故事就不存在”。传统乡村社会，故事讲述是借助方言言说。对于他者而言，方言是陌生的内部知识。故事家常常在当地更受欢迎，陌生人难以领略个中韵味。虽然“在书面文本里，语词本身缺乏原有的全部语音特征”，但纷繁多样的语音通常是转换为无言的文字才得以存续。在声音转换为文字的跨媒介转换过程中，地域性知识需要借助书写系统重新编码后成为共享知识。故事讲述时一般是没有标题的，讲述人通常在听众的要求下或聊天时讲述。民间故事的标题大多是采录者或整理者添加，标点符号和段落划分也是采录者为了阅读需要而补入。以文字、标题和标点为代表的象征符号系统需要对口传故事进行知识编码。故事讲述的过程充满日常生活的杂乱，讲古与闲聊夹杂其中。进入文字书写系统后，要按照书写逻辑和民间文艺学系统知识进行筛选，于是零碎、前言不搭后语的闲聊式讲述被排除在外。采录的故事文本在出版过程中常按照神话、传说、动植物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笑话、寓言的民间文艺学专业系统知识进行归类和排序。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拉呱”“说瞎话”“摆龙门阵”“讲古”“扯白”“讲经”等地方话语体系并不区分传说、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笑话等体裁，但故事讲述活动只有脱离原有的生活世界，被文字书写和民间文艺学的系统知识所解构和规训后才能成为“民间文学作品”。所以“脱域化”是民间故事成为学术资料的重要路径，也是经典化的必经之路，如《格林童话》的知识生产过程。

　　（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脱域化”表征

　　“纵使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在诸多环节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但在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书面文本虽无法完整再现故事讲述情境，但在采录工具和方法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口头取向的文本记录是可能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是在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提供科学研究资料及为社会主义文艺提供借鉴的多重旨向下寻求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的统一，其“脱域化”过程呈现以下特点：

　　1、再现故事讲述的口语化和互动状态

　　故事讲述由声音转换为文字的过程中自古形成了阅读取向的记录模式，即借助文字而不是拼音或用国际音标记录，如笔记小说中用文言文记录的改写文本、《歌谣》和《民俗周刊》上的口头取向文本。由于采录目的及方法不同，民间故事讲述的“脱域化”呈现多种文本类型，如演述文本、采录文本、整理文本、重构文本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要求按照“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来普查和采录，“选入的作品，一定要符合‘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避免失真。要具有高质量，真正反映各民族劳动人民口头文学的原貌”。由于民间故事是通过方言来讲述的，忠实记录是忠实记录语音还是语义呢？有些方言找不到对应的汉字如何处理？这些采录实践中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学术标准，成为采录者遇到的难题。杨柳乡文化站辅导员易先学曾就采录过程中的10多条语音记录问题写信请教贾国辉。

　　贾老师：

　　您好，我乡民间故事集正在誊稿，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以便及早定稿成集，本来是这月底应该交稿的，可能要略迟几天，看调演的时候交稿是否可行。我尽量往前赶。

　　1.“大家”一词在本地都说“一哈”（hā）与“一下”多说成“一哈”（hà）比较含混，有可能搞不清，您看有什么高见。

　　2.“那个人”在本地都说成“吴格人”，“那好”多说成“吴好”，“那不行”多说成“吴不行”，您看用这个“吴”字是否恰当？“个”字用“格”字是否行？

　　3.“放在那里”在本地多说成“架在那里”，“快急死、会喜死”多说成“架儿急死、架儿喜死”但“架”字音又不确切，用什么办法解决？

　　4.“颈”在本地多说成“给咯（ge）”与“你‘咯’去，我不去”的“咯”又有点区别，是否可以同用？

　　······

　　9.“骂人”在本地都说成“绝人”，好不好？

　　10.“寻”字在本地多说成“形”字音，还是用寻字吧？

　　11.“把给我”在本地多说成“把肯我”哪么用好？

　　还有一些我再请教，请多指示和教导。

　　愚生易先学3月28日

　　可见，在故事讲述的语音转换成文字过程中，语音与语义的对应是关键。贾国辉在燕子山乡试点时把《瞎子充亮子》作为样本来分析如何处理类似问题。他说：“选这篇故事一是（篇幅）不长；二是完全用石门方言讲述；三是通篇没有一个形容词。其中有一个细节，瞎子吃螺蛳肉，肉掉在地上，他从地上捡到一坨东西就往嘴里放。原来是一坨鸡屎。他怕别人看见了，故意掩饰说‘六月的天气倏然不同，掉到地上就变了味哒’，其中的‘倏然’原来记为‘肃然’。只是记了一个近音字。但表达的意思却完全不同。很明显，讲述人讲的‘倏然’是指的很短的时间里。而‘肃然’却是形容十分恭敬的样子。后来经人提示查字典，发现‘倏然’同音同义，定稿时改过来了。”笔者通过阅读石门县民间故事集成的原始稿、整理稿、县卷本稿及采访相关采录者发现，最终成为定稿的书面文字大多是在忠实记录声音文本的语义的基础上，注重保留故事讲述的口语化、方言及互动状态，方便阅读需要形成的，如以下文本片段：

　　“有一个伢儿叫饭蛋，只有十一、二岁，老子就死哒”（《饭蛋》）

　　“从前有个杨大人做官，讨了个三大小，都没生儿。装香拜佛，望的就是个儿嘞。三妈那年一生就生哒一个蛤蚂，有两三尺长那么个蛤蚂。一生下来就喊恩娘，喊氏氏（父亲）”（《蛤蚂当皇帝》）

　　“番薯和洋芋原来都是外国种。你听啰！番薯，番邦的；洋芋，洋人那里的。老辈人说，洋人也就是番邦。”（《番薯和洋芋》）

　　文本中出现“哒”“嘞”“么个”“啰”等语气词保留故事讲述的口语化特点；“三妈那年一生就生哒一个蛤蚂，有两三尺长那么个蛤蚂”“你听啰！番薯，番邦的”则再现了故事讲述时与听众的互动状态。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马振认为：“（《石门县资料本》）所编入的故事，都比较令人可信地保持了民间口头流传的原貌，尤其可贵的是在语言方面，既保持着湖南方言的特有风味，又平白近人，为全国各地的人们所能读懂听懂，看来了无痕迹，而内行人则可以看出，这是在专家指导下，下了大功夫才做得到的。这是在全国出现的第一本正式命名的编辑又较完整的县资料本，我们立即在大会上向全国推荐，从而推动了全国县资料本（简称‘县卷本’）的编印。”可见，再现故事讲述的口语化、方言及互动状态是《石门县资料本》得到专家肯定的重要原因。

　　2、科学性、人民性、文学性相统一的筛选标准

　　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目的在于“汇集和总结全国各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成果，保存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口头文学财富，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让民间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为民间文艺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学科的研究，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的借鉴提供完整的资料”。照此来看，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出版是在普查基础上以真实性为第一标准，然后按照民族文化遗产、人民性、学术性和文学性等指标进行筛选后的知识产品。《石门县资料本》之所以被选定为全国县卷本示范卷正是满足上述标准的结果。

　　石门县文化馆共搜集了3000多个故事、180多万字的原始资料，通过三次筛选最后选定221篇故事选入《石门县资料本》。集成编辑组按照“三性”原则来筛选文本，“编辑组一开始工作便组织他们学习《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出版规划》《〈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辑方案》和《民间文学集成知识问答》的有关部分······使他们进一步明确了这本书的性质，编选范围以及编选原则，着重理解了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含义”。要实现科学性，首先要去伪存真，保证采录的故事真正来自民间。有些文化站辅导员为了完成采录任务，偷工减料。贾国辉发现白洋文化站辅导员上交的是伪民间文学作品，找他谈话：“你这是假民间文学，抄的江浙一带的，里面的方言是江浙一带的，最后他才承认是从《故事会》上抄来的。”笔者曾在原始稿中找到一篇天鹅处女型故事文本，问贾国辉为何没有入选。他说：“你看，故事中的人物一个叫阿拉，一个叫阿尼。石门土家族没有人起这样的名字，肯定是假冒的。”

　　为保证收录作品的科学性，贾国辉要求：“①对入选作品查记录稿，如出入大，查录音，如无记录稿和录音，要重新记录和录音；②根据录音校正记录稿；③根据科学的记录稿进行整理。”对于原始稿中素材很好但没有做到忠实记录的作品，他要求重新采录：“新关文化站有篇《多机溜》基础较好，但语言口语化程度不高，口述人是个26岁的青年，我们便写信给原搜集者，要求查传（承）路线。搜集人在再次搜集中了解到这青年是听他舅舅讲的。最后找到他舅舅，边记录边录了音后又根据录音校正，达到了忠实记录的要求后，经整理编入这本集子。”筛选过程中为了让其他编辑理解录音稿的重要性，他把《瞎子充亮子》故事的整理文本做样板供其他编辑者参考，“当时既有手写稿也有录音稿，通过录音稿来校对记录稿，记录稿用钢笔记录，与录音稿不同的地方用红笔标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整理。以录音稿为准，以记录稿为基础再进行整理，加的和改的要标出来，供他们参考”。对未能提供原始记录稿和讲述人的，即便发表过的民间文学作品也不能入选。有采录者把记忆中的故事写下来，贾国辉认为：“集讲述者与搜集者于一身是不行的。虽然有的同志的确会如实地记下自己听来的故事，但谁又能保证有人不会把自己编的故事冒充民间故事呢？特别是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多年的同志编出的故事是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只有讲述者才是可靠的旁证，有了讲述者才能证明不是搜集者的改编或创造。”

　　声音文本转换成书面文本，整理也是保证科学性的关键。《石门县资料本》的整理工作按照《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纂方案要求，在“不改变时代背景、不改变和拔高主题、不添删情节、尽量保留记述人的语言风格、保留有地方特色和特殊色彩的方言词汇”基础上，主要对不合阅读逻辑、重复的语句、字词进行整理，如易先学采录的《野人家家》中的一段。

　　乡镇稿：

　　一会儿，又听到家家嚼得叮蹦叮蹦响，姐姐又问：“家家，你嚼的些么哒？”

　　野人又说：“我吃的豌豆。”

　　“你先说吃完哒的沙，哪么还有的？跟我把点，吃一下。”

　　野人没法，就跟她两根手指头。姐姐一摸，还有指甲壳，就晓得拐哒。家家是个野人装的，把她的弟弟吃哒。她晓得等会儿还要吃她，急忙就爬了起来。野人问：“你搞么的去？”

　　县卷本定稿：

　　一会会儿（1），又听到野人（2）嚼得叮蹦叮蹦响，姐姐又问：“家家，你嚼的些么哒？”野人又说：“我吃的焦豌豆（3）。”

　　“你先说吃完哒的沙，哪么还有的？跟我把点（4）。”野人不好说得哒（5），就跟她把了一点（6）。姐姐一摸，是两个手指头，还有指甲壳（7），就晓得拐哒，家家是个野人装的，把她的弟弟吃哒，晓得等会儿还要吃她，赶急忙（8）就爬了起来。野人问：“你搞么哒（9）去？”

　　两相比较，乡镇稿151个字符，县卷本定稿159个字符，改动的地方共计有9处（县卷本中字体为斜体的），故事情节并未改变。有的改动是为了与前后一致和表达更准确的出版“惯习”所致。第2处“家家”改成“野人”，家家在当地是外婆的俗称。在讲述过程中，野人假扮的家家和野人可以互换，但在书面文本里需要保持前后一致，所以统一改为野人。第6处的“跟她两根手指头”改为“跟她把了一点”、第9处的“的”改为“哒”也是这样的情况。第3处把“豌豆”改为“焦豌豆”则是为了和前文野人“嚼得叮蹦叮蹦响”相对应，表述更为准确。第7处“还有指甲壳”改为“是两个手指头，还有指甲壳”也是这种情况。第4次修改是删除讲述中的冗字。有的改动是书面语转换为口语，凸显故事文本的口语化特征，如第1处的“一会”改为“一会会儿”，第5处的“没法”改为“不好说得哒”、第8处的“急忙”改为“赶急忙”。可见，《石门县资料本》的整理是在“忠实记录”基础上，为了适用书写文字系统的阅读需求所致，是“脱域化”的结果。另外，为了凸显故事讲述的口语化特点和考虑到基层文化工作者的记录水平差异，编纂者在整理过程中进行了“口语化”复原。

　　全面性和代表性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纂的另外两个重要维度。《石门县资料本》按照《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辑方案》中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的体裁分类方案，共收录“神话5篇；传说102篇，其中人物传说38篇，地方风物传说23篇，动植物传说27篇，风俗传说14篇；故事77篇，其中幻想故事18篇，生活故事43篇，机智人物故事16篇；寓言6篇；笑话31篇”。乌丙安审阅完《石门县资料本》后，认为“从分类角度看，这个本子失误很少，从比例来看，二百多篇加在一起，只有八九篇可以调整，即传说可以编入故事，或这类传说可编入那类传说，这类故事可编入那类故事，只不过如此而已”。编纂者为了体现代表性原则，选取了一些当地土家族风俗习惯、当地风物及相关名人的传说，如《搭奶夫人》《石门为什么覃姓人最多》《桩巴龙》《泰和合与怡红茶》《闯王当和尚》《贺龙巧还账》，等等。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作为国家大型文化工程，不仅需要科学性的质量保证，还要有人民性、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学性的考量。贾国辉要求“一筛重点看人民性和可读性，筛掉宣扬色情、封建迷信色彩浓厚、赞美假恶丑和嘲笑人们生理缺陷的故事”。虽然在普查和采录过程中荤故事、因果报应、嘲笑生理缺陷的故事均有搜集，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旨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显然要将上述故事排除在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辑方案要求是“有较高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版本”。《石门县资料本》编辑组将“文学性”偏重为“可读性”，而且是建立在“口语化”基础上，力戒书面语言的借用。贾国辉以身作则，“《莲梗上为什么会长刺》是我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去世后我根据记忆整理的，虽然故事性很强，语言也很优美，但是有加工，不全是民间口头语言，虽然发表过但是也不能给收录进去”。贾国辉认为《石门县资料本》的可读性强，“印刷厂的校对工人说好看，我后来向领导要求印2000册，后来领导没同意，只印了1000册。后来总集成办就把《石门县资料本》作为参考本，向全国推广。当时除了西藏各省（市、自治区）都买了”。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知识生产是国家宏观指导下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艺学者、文化馆、基层文化工作者等集体参与的具有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性质的大规模学术资料生产。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生产路径截然不同，我们不能以纯学术为评判标准。从知识生产的路径来看，民间故事采录大体经历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发动——各级培训——普查——现场采录——整理——筛选——县卷本——市卷本——省卷本——专家审读——出版”的双循环过程。就《石门县资料本》的采录实践来看，在贯彻“三性”原则下，故事母体的核心内容大多得以保留，没有出现综合整理版本，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文艺学留下了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资料。

　　结语

　　“民间文学的‘文本’概念兼有物化和未物化的两面性，所以它的文本形态要远比书面文学的文本形态复杂多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文本制作过程在不同地区和族群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本文只是选取代表性个案来展开分析。

　　民间故事在跨地域、跨语言、跨媒介的“脱域化”过程中难免有信息损耗。民俗学者伊丽莎白·芬尼指出：“对民俗学者而言，一个民俗学文本的制作不啻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任何搜集民俗的人都深知将民俗迻译到纸张上的种种问题。对一个故事讲述及其讲述人的生活和听众的互动考察得越深，这种文本制作过程就越是尴尬。因为他们坚信讲述本身才是故事的生命，一个文本仅能捕捉到的故事含义看上去是那么贫乏，而成为这种活形态表演极不充盈的替代物。当越来越多的民俗学者将他们的研究转向表演的诸种问题时，民俗文本的性质和作用便成为论战的一个主题。”从民间文学学术史来看，中国民间文艺学者陆续提出“忠实记录”“活鱼要从水中看”“立体描写”等田野记录理念，很早就清醒意识到“进入书面，无论如何，那些生动的表演艺术（讲述者独特的音调、手势与面部表情等）和听众的反映，讲述者与听众之间的情感共鸣，是不会再现了”。就“忠实记录”的实践来看，围绕着记录口述文本的语义而非语音、记录讲述人的口头语言而非讲述情境展开，离现代田野采录理念难免有一定距离。

　　德国学者傅玛瑞一方面肯定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采录在保留“主题、母题和情节本真性”上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康庄和她本人一起采录腾荣恩讲述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挖参人梦境”被改写的个案，指出其中的“综合整理”和“简单回忆变成民间文学”问题。就《石门县资料本》的采录实践来看，笔者发现县卷本中没有出现综合整理文本，尽管排除了一些因果报应观念浓厚的作品，但一些符合人民性色彩的神仙信仰故事和鬼故事也得以入选。这种处理方式是按照“三性”原则进行的，自然难免会遗漏一些思想性不合要求、流传较广的故事文本。值得关注的是，笔者发现由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工作有数十万人参与，为防止基层文化工作者在采录过程中进行文学性加工，一些县卷本和省卷本的编辑者在筛选和整理过程中采取了“口语化”复原方式，导致“文本错位”问题，这种处理方式有待进一步研究。

　　（原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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