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过博物馆的收藏与实践，民俗文物完成了从寻常之物到博物馆藏品的博物馆化过程。民俗文物，固有价值由隐到显，是其在博物馆特有的保管研究与展示传播的实践中，价值客体的客观存在与价值主体（包括政府、群体和个人）的主观认识相统一的结果。山东博物馆近年举办的年画和鲁绣等民俗文物展览，通过研究、展览、教育等形式，重新构建了民俗文物与原文化时空和观众知识情感的联结，实现民俗文物价值的由隐到显和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民俗文物；核心价值；博物馆；隐化；显化

　　今天，博物馆被认为是一种以文化收藏和展示为主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机构。博物馆“Museum”的拉丁词根“Muse”是缪斯女神的意思，“Museum”意为“缪斯女神的神殿”，是一个被赋予神性的经典文化艺术场所。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和贸易使世界各地的文物珍品向欧洲聚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使博物馆的公共文化功能日益凸显。18、19世纪，欧洲的全球殖民扩张运动在达尔文等博物学家的参与下使欧洲成为全世界主要的文化知识和记忆的汇集地。1905年，清末状元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他亲自手书一副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表明南通博物苑的创办宗旨就是辅助学校教育、传播科学知识。从体现欧洲王公贵族个人兴趣的收藏，到保存全世界的公共文化记忆，再到推动公共文化知识传播的现代博物馆，博物馆的成长历程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博物馆在今天能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知识储备与传播中心，不仅得益于其收藏规模的不断扩展、展览展示的专业化和公共价值的阐释说明，更得益于博物馆对其规模化藏品展开的探索研究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文化增值与知识生产。

　　藏品与空间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藏品通常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空间用于藏品的收藏和展示。藏品是与博物馆有关知识、职能和价值的核心，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社会教育等各项工作职能的基础。博物馆藏品是能够反映人类和人类环境的实物。博物馆藏品在库房中多按材质进行分类保管。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博物馆藏品体系中，“民俗文物”已被单列为一类。民俗文物作为“物”，与其物质存在的“一生”先后发生关联的主要有四类人：制造者、使用者、观看者、思考者。从日常之物到博物馆之物，民俗文物作为“物”，与原文化空间的制造者、使用者分离；与博物馆观看者、思考者的知识情感分离，让其价值经常隐而不见。博物馆通过研究、展示和出版，以及举行社会教育活动和专家学术讲座等重新建构民俗文物与原文化时空、博物馆观众的联系，实现民俗文物价值的显而易见。经过博物馆的收藏与实践，民俗文物完成了从寻常之物到博物馆藏品的博物馆化过程，其固有的价值由隐到显，是博物馆视域下作为价值客体的民俗文物与价值主体（包括政府、群体和个人）的主观认识相统一的结果。本文以山东博物馆民俗文物的相关情况为例，讨论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理解的变化，分析实现民俗文物价值由隐到显的路径。

一、博物馆：民俗文物价值生成的语境

　　博物馆是“民俗文物”的收藏空间，它对“民”与“俗”概念的理解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民俗文物”的概念和内涵一直在发生改变。民俗文物中“物品的意义既不是自然存在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根据所使用的分类体系，以文化的方式被建构的，并发生着从一种历史语境到另一种的变化”。从曾经寻常可见的日常之物，到今天博物馆的藏品，民俗文物的文化意义随博物馆学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

　　博物馆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珍品收藏，到收藏与科研并重，再到收藏保护、科学研究与社会教育三职能并举，职能和内涵不断拓展。博物馆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经历了从私人秘藏到向社会上层开放，再到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不同阶段，其公益性社会功能日益凸显。亚里士多德曾经对亚历山大远征掳掠来的奇珍异宝做过分类、整理与研究，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曾在目前已知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亚历山大博物馆从事教学和研究。

　　学术研究和收藏展示是早期博物馆的核心职能。后来，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公众的参与越来越受重视，但博物馆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公共文化机构的性质没有改变。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博物馆藏品的入藏标准由看重实物知识、艺术、历史的本体价值，到重视实物所能反映的文化和传统、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关系等社会人文价值。许多与风俗习惯、历史人物或事件相关的普通物品因其所包含的丰富信息而成为博物馆藏品。因此，“当一件物品成为博物馆藏品时，它不仅仍保留了其自身固有的各种信息，也被看成是社会和国家的文化财富。博物馆藏品是历史与现实、‘物’与‘人’的结合体”。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近现代文物”包括民俗文物、革命文物和民族文物。其中“民俗文物是反映民间风俗、习惯等民俗现象的遗迹和遗物。其范围很广，包括衣食住行、生产、信仰、节日活动等各方面，涉及全部的社会生活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又反映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徐艺乙提出“民俗文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

　　1954年，山东省博物馆（今山东博物馆）成立，建馆之初的藏品主要来自旧藏和移交：旧藏主要来自广智院和金石保存所；移交的文物主要源自当时山东省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文物管理委员会”所收集的民间文物。建馆之初，山东省博物馆首先按照时代将保管的文物分为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古代文物再按照文物的质地分为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古籍善本、书画等。近现代文物分为四类：革命文物、近代资料、民俗文物和社建文物，其中民俗文物按照质地的不同又分为金属器、玉器、陶瓦器、纸质文物、木质文物、布类等9个小类。虽然类别多，但绝对数量少，分类标准有交叉重复的不合理现象，因而藏品的民俗文化代表性不强。

　　1988年，牛继曾提出：“通过民俗文物可以探讨民族渊源，体察风土民情，可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可以进行乡土教育，激发爱国热忱，鼓舞人们为富民兴鲁而奋斗。”他认为民俗文物的汇集范围包括生产习俗、日常生活习俗、节日习俗、民间艺术习俗、婚嫁、丧葬、祝寿习俗、民间信仰习俗等方面；民俗文物汇集时要有历史敏感性、视野要广，实物及相关信息的访谈都要重视，征集工作要注重系列化和专题化等。当时，博物馆文物研究存在注重研究精品文物的倾向，而关于民俗文物的文化价值研究成果较少，民俗文物在博物馆中被研究和展示的机会极为有限。博物馆收藏分类的实践和学界学术概念的表述往往将“民俗文物”与“近现代的”“民间的”等限定词语联系起来。按照这样的评判标准，民俗文物的价值和重要性往往得不到足够重视。

　　2002年10月，国际博协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在中国上海召开，并以“博物馆无形文化遗产”为主题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签署的《上海宪章》被视为亚太地区博物馆联合行动起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言和指南。2004年，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此以后，“以行政主导、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明确的制度建构目标为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物和非物都成了博物馆的保护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崭新的理念，极大地改变了博物馆收藏、研究和展示工作，拓展了藏品体系，扩展了文物研究展示的新视角。“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成为博物馆界日益关注的热点主题，以年画、鲁绣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也进入山东博物馆民俗文物的征集范围。

　　2008年以来，山东博物馆共征集年画2000余件、雕版30余件，数量大、精品多，绘刻精细，样式丰富，印制精良，工艺精湛，具有特殊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基本涵盖杨家埠、高密、张秋镇等省内主要年画产地，还兼及国内其他著名年画产地如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和河北武强各个时期的年画。2009年，济南鲁绣刺绣有限责任公司收藏的1700余件鲁绣精品、样品一次性入藏山东博物馆，其代表品类发丝绣利用人发与丝线结合施绣，大粗大细完美相融，是有别于苏绣、湘绣、蜀绣等品种的全面创新。同年，山东博物馆成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中“鲁绣”的项目保护单位，成立了鲁绣研究中心，由鲁绣传承人定期招收社会学员，传习鲁绣技艺，其作品也成为纪念品商店的文创商品。2011年，山东博物馆新馆落成，这两类民俗文物藏品以崭新的面貌先后以专题展的形式展出，《山东省博物馆藏年画珍品》和《山东省博物馆藏鲁绣精粹》两本图录由文物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图文并茂，让更多人有机会欣赏年画和鲁绣珍品，了解年画和鲁绣这两类民俗文物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近年来，年画和鲁绣专题展览以不同主题和形式在境内外多家文博单位和文化机构成功展出，集中展示了山东博物馆近年民俗文物的专题性收藏和研究成果。

二、分离：民俗文物价值“隐”而不见

　　民俗文物的价值有内外之别，外在价值是“物质”的实物遗存，内在价值是“非物质”的原生环境所承载的物品使用情境、人与物的互动关系、历史传承细节等文化记忆。从进入博物馆成为藏品那一刻开始，民俗文物与原有的空间和使用场景完全分离。“在对博物馆‘过去’的记忆上，有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诠释—博物馆所展出的器物具有‘死亡’的意思；博物馆收集器物的过程可被看作是一个使器物与生命相互脱离的过程。”

　　这种分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分离；民俗文物与研究者、观众情感知识的分离。这种分离使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民俗文物的物质性外在价值，却很难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其与原生文化空间分离后的内在价值。

　　（一）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分离

　　年画是山东博物馆收藏的民俗文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大类别。如果只看到其纸质文物的自然属性和视觉呈现的“画面”，往往会停留于对画面的描述和解释。若我们能进一步关注年画“后面”的人和原生态文化空间，以“见人见物见生活”为目标去研究和展示，我们就会发现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这种分离让民俗文物的内在价值“隐”而不见。

　　例如，灶王年画是山东人春节前“过小年”祭灶习俗中的代表性年俗物件。不论贫富，只要老百姓顶门成家过日子，一般就会把灶王奉为“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一家之主”。小年这一天，各家将陪伴自家一年的旧灶王年画从灶台上“请”下来，祭灶后焚烧“送走”。除夕时，再接回返回人间的灶神，把新“请”的灶神神祃供奉在家中灶神神位上保佑一家来年平安如意。

　　“全神”之类的年画从不张贴，只在大年夜晚上供在天地棚中。祭拜后焚化，意为完成天地之间各方神灵的祭祀，祈求诸神保佑来年平安。

　　“家堂”，也叫“家堂轴子”，画面整体看起来仿佛一座大型的院落，分为三层：祖宗牌位在最上层，中间是家族每一代繁衍的记录（可视为一种图表式的家谱），下层表现宅户大门内外赶来拜祭祖先的子孙。山东农村春节有在堂屋供奉“家堂”以敬祖先的习俗，多由家族男性成员除夕黄昏“请祖先”拉开序幕，持续至初一晚上“送祖先”为止，整个过程要求香火不断。有些地方还有不让已婚女儿看到“家堂”的规矩。

　　春节前后，通过张贴或焚烧祭祀后的神像、神祃年画，“人们在思想上能实现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祖先、人与人的和谐，构建出寄寓个人愿望的文化空间”。

　　观众仅仅通过观看这些年画的画面是无法感知它们在原初的文化语境中的使用方法和文化意义的，因此需要通过文物说明和讲解实现这些活态场景与年画展品的联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二）民俗文物与情感知识的分离

　　因为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分离，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观众，都很少有机会通过亲身参与或亲眼观察来理解民俗文物在原生文化语境里的制造、使用和传承的具体情境，人与物的互动关系更难得知，情感知识的分离形成理解民俗文物内在价值的“鸿沟”。

　　1907年，著名的俄国汉学家瓦·米·阿列克谢耶夫来到杨柳青，看到满街无比灿烂的年画后，在笔记中写道：“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这里描绘了他们多彩的生活、神奇的世界，有讲述传说、寓言、神话的，有进行道德教育、针砭时事的，有漫画、桃符、画谜，还有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祭拜神明为主要内容的过年的画。”从阿列克谢耶夫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见清末杨柳青年画在大众生活中的畅销，可以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年画的喜爱，也可以理解他的学生李福清为什么会在他的影响下成为对中国年画颇有研究的专家。

　　如今，虽然很多地方的年画陆续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但年画的衰退之势不可否认。被列入名录本身往往暗示着年画在当地的自然传承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需要进行人为干预和保护方可实现传承。作为民俗文物的年画渐渐退出现实生活，对研究者和观众来说，情感和知识已明显分离。

三、重构：民俗文物价值“显”而易见

　　人们往往很难通过对民俗文物的直观观看来迅速而又准确地理解其文化内涵。为了弥合这一文化“鸿沟”，博物馆需要结合当下语境，更主动地从观众视角来对民俗文物进行学术研究和通俗化解读，有意识地将历史、民俗文物藏品与百姓生活联系起来，策划与百姓生活关联度高的展览，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要。博物馆拣选保存的实物资料让其所承载的历史可视、可感，不仅能从今天看过去，也要能从今天展望未来。民俗文物实践路径的出发点是诠释文物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因此民俗文物展览的重心正从单纯重视文物陈列艺术向兼顾文物内涵阐释转变。

　　苏东海认为“博物馆物的意义(价值)是固有的，不过是潜在着的。博物馆不是赋予它而是发现它。博物馆物的价值的实现是价值的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统一的结果”。民俗文物的价值在博物馆特有的实践中由“隐”而不见到“显”而易见，其社会价值同时得以显现。

　　（一）跨学科研究

　　1923年，“征集关于风俗之器物，筹设一风俗博物馆”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计划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民俗文物的研究工作随着20世纪初中国民俗学的兴起而逐步开展。随着非遗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俗学和文物博物馆学的研究不断深入，民俗学、文物博物馆学、民艺学、艺术学、美术学等学科开始把民俗文物作为共同的关注对象。从这种跨学科、多元化视角去解读民俗文物，有助于理解民俗文物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有助于理解民俗文物是历史、艺术、科学、情感和社会文化价值的有机整体。跨学科、多元化的民俗文物研究，对于拓展民俗文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升整体研究水平，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二）多形式实践

　　鲁绣和年画入藏博物馆后成为地方民俗文物，同时成为一种公共文化资源；博物馆通过举办展览和讲座、出版图录、开展社教活动等多样态的实践向公众展示它们的文化价值，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精神动力。

　　民俗文物的价值要为价值主体所认识和需要才能实现。这种价值的实现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体（包括政府、群体和个人）有这种价值需要，并认为这个价值能满足其需要。这种价值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则取决于社会需要的程度。在博物馆发挥特有的收藏、展示、研究和传播功能的过程中，民俗文物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由“隐”化“显”。

　　以年画为例，自2011年至今，山东博物馆以不同主题和形式在本馆、省内各级博物馆，省外恭王府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开平市博物馆等，以及法国、波兰、德国、韩国等国外文化机构举办年画专题展览达32个，让国内外观众了解年画这一中国人特有的年文化标志，理解这种民间的大众读物和教育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和道德教育方面的作用；感受其影响民众审美心理的文化功能；欣赏其所表现的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热爱，以及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立体影像。

　　2014年和2016年，山东博物馆的年画展先后赴法国和德国展出，借展方根据所在国观众的要求安排了进校园及观众体验印制年画的项目。为此，我们在2013年12月17日赶赴潍坊市寒亭区的杨家埠村，请“恒信义”画店印画的年画艺人手把手传授印制年画的具体过程、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判断印制年画质量好坏的标准，回来后又勤加练习，使展览教育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在本馆或巡展博物馆举办的年画展中，我们有时亲自示范，有时邀请杨家埠、高密等地的年画艺人为观众展示木版年画、扑灰年画的刻版、套印或手绘制作过程，并为观众提供体验机会，带走自己完成的成品。观众有了亲身参与的经历，对民俗文物的情感认识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我们出版了多部年画图录：《山东省博物馆藏年画珍品》《多彩生活—山东民间年画展》《神灵与祈福—山东杨家埠年画》，既有对年画藏品的文字阐释和图片展示，也有对年画的产生、制作、传播以及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介绍和探讨。

　　展览相关的讲座活动从年、年味、春节习俗、乡愁等不同角度探讨年画的发展及其与我们今天生活的关联。社教活动或者请年画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展演，或者让感兴趣的观众亲手印制年画，拉近观众与年画的距离。这些活动让博物馆收藏的民俗文物与观众的现实生活建立了联系，并嵌入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记忆中，增强民俗文物和博物馆的存在感，以保护共同记忆。

　　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城市面貌的趋同和集体记忆的消失。通过博物馆的展览、图录、讲座及社教活动，有助于唤起民众的乡土情结，维系文化身份认同，找到精神归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俗文物的价值始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断“在文化和社会的流动中被重新界定”。因此，民俗文物研究必须跳出“物”的层面，将研究视野扩展至围绕民俗文物所发生的人与物、人与人等各种关系上，尤其要特别关注不同利益主体对民俗文物的塑造、认识和利用，在探究为何“产生、发展、兴盛、衰弱、消亡”的过程中理解民俗文物的历史传承。由此突破局限于民俗文物静态描述的研究套路，使研究更具立体化、动态化。这种研究的目标不会止步于对“民俗文物为何物”的详尽介绍，而是借助民俗文物这一类“实物”来反观其所承载的文化、社会、历史、艺术。民俗文物的研究视野始于“物”，但更观照人(民俗文物的制造者、使用者及其他利益主体)、时间(特殊的历史时期或时代背景)、空间(具体地域的社会与文化)三个维度的考察，从而拓展民俗文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结语

　　作为藏品的民俗文物在保管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展览展示、公众讲座、社教活动、文创传播等实践路径来建立博物馆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在这种沟通的互动过程中，博物馆向公众输出展览、讲座、社教活动等各种公共文化产品，公众也通过在博物馆的观看行为来建构关于民俗文物的集体记忆。这种沟通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人”与“物”的交流；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民俗文物是特别适合实践博物馆“见人见物见生活”策展理念的一类文物，通过回溯文物在原始文化空间内之于制造者、使用者的生活意义，帮助观众建构旧日生活里的集体记忆；对文物进行生活化解读和展示，建构文物与研究者、观看者之间情感、知识的联结，启发观众思考生命和生活。一件件民俗文物正是在与观众的情感交流和互动中“活”起来的。

　　民俗文物作为博物馆的一类藏品，可以从时代、地域、民俗、信仰、生活、工艺等多元化视角进行解读和展示。这些实物或者有助于理解民俗文化的全貌，或者成为民俗研究重要而可靠的实证资料，在历史上和当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民俗文物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邃，是传承民俗文化的载体，在现有文物藏品体系中是最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一个类别，还是开展国情民情研究和乡土教育的好素材，可以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文化身份认同。博物馆通过特有的多元化实践路径，重新构建民俗文物与原文化时空和观众知识情感的联结，实现民俗文物价值由“隐”而不见到“显”而易见。

　　（本文刊载于《艺术与民俗》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