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吴泽霖（1898－1990），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当代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的奠基人之一，1898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常熟。先后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毕生从事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对我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博物馆学的奠定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82年，吴泽霖教授晚年84岁之时调至中南民族大学，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倡议和主持建设了全国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主持编译了我国第一部《人类学词典》。
  
  
• 导读：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方法是民族学者安身立命之本。吴泽霖先生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发展工作的亲历者、贡献者，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与田野实践中对田野调查方法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吴泽霖先生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一文发表于1982年，是国内学界较早论述民族学田野工作方法论的文章，也是吴泽霖先生本人对其多年田野经验的全面总结。文章主张，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要与被调查者有机结合，调查者需通过“语言关”，要充分借助关键报告人提供的信息、综合运用所获得的访谈资料，要形成具有历史深度的全面研究。
  
  
• 摘要：田野调查方法，就是研究者深入实际或现场作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法，也叫实地调查或现场调查。这种方法不仅是民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也是许多学科所共同采用的方法。

田野调查方法，就是研究者深入实际或现场作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法，也叫实地调查或现场调查。这种方法不仅是民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也是许多学科所共同采用的方法。

一般地讲，田野调查方法应遵循的基本模式，主要有：明确调查目的，确定调查的地域范围，查阅前人的有关资料，拟订调查提纲，培训工作人员，统一对调查关键环节的认识，对新资料的反复核实和整理，写出专题或综合的调查报告等等。

除此之外，关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点应该注意：

首先，在调查中，调查者与被调查者要有机地结合。

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民族关系总是敏感的，民族之间多少存在一定的“社会距离”。在今天的我国，尽管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各民族是平等的，关系的主流是团结、友好和融洽的。但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不同，各民族至今还没有完全获得事实上的平等；在人们头脑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残余。这是我们在民族地区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注意的。就田野调查来说，在调查者方面，首先要端正态度，明确认识：调查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对方。因而，应多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同时，对被调查者要多做思想工作，使当地人民，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知道田野调查既有利于民族大家庭的事业，也有利于自己，决不是外来的干扰。只有双方态度和认识趋于一致，才能导致工作上的一体化，使被调查的一方主动提供情况、协助整理当地不系统的资料，与调查者齐心协力解决困难。

还有一点应特别注意：每一个民族都有若干落后的文化残余。调查和总结这些落后面，当地一部分人会误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有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抗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这类情况，在双方思想统一和工作一体化的基础上，就不难解释这种工作的科学意义，不难指出这些残余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它们在任何民族（包括先进民族）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调查这些残余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对当地民族的诬蔑，而恰恰是为了记录它们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有助于研究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经验证明，在双方有机结合的工作条件下，凡类似这种比较敏感，易于引起误会的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

该书收集了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学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论文51篇，内容涵盖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地理分布、语言梗概和习惯法等。所收论文绝大部分是作者亲自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成果，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了解贵州文化的经典作品。

调查与被调查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只有通过共同生活才能体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生活在一起，就可以逐步摆脱种种客套形式的限制，广开接触渠道，加深彼此了解，易于从各方面理解许多独特的社会现象和活动在当地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事实上，许多关键性的情况，往往是在日常生活中摸索到的。我们党倡导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和社会学家们提倡的所谓“参与观察法”，都是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促进田野调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次，在民族学田野调查中，往往避免不了语言障碍。

语言的隔阂会阻塞和妨碍彼此思想的交流，影响调查的效果。而语言一般是区别民族的标志之一。语言的发展变化必然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社会文化背景。因而，研究一个人群的语言，事实上也为研究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开辟了道路。至于用这种语言所写的文献资料，更是田野调查者不能忽视的。

语言在民族学田野调查中既如此重要，那么，调查的主持者最好由具有语言学知识，能掌握该种语言的人或本民族中合适的人担任。最低限度，在调查中也应有语言学者参与其事。如果只能通过翻译人员进行工作，那么，这种起桥梁作用的中间人在调查中就成为一个重要环节。这类人选必须谙悉两种语言。

第三，在民族学田野调查中，仅靠调查者个人观察和点滴资料，是远远不够的。

很大部分的系统情况主要依靠一些由约定的本地人提供。在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有分量的民族田野调查报告中，许多关键性的材料往往是根据这些人的口述整理的，或在他们的协助下获得的。

关于这些人的选择，诸如阶级成分、年龄、知识水平、社会关系、翻译能力、工作态度等因素，主持调查者一般都会予以足够的注意。不足的是，在过去的一些田野调查中，对女性充当情况提供人一事重视不够，从而多少影响了调查报告的质量。我们都知道，社会活动是男女共同参加的。但总的来说，由于生理和其他社会原因，妇女对外接触和活动一般总比男子较少，形成了妇女主内、男子主外的社会模式。把女性塑成了一种内向和保守的性格，在社会上成为保持传统的支柱，在她们身上保留着较多的、古老的传统气息。因此，妇女的人生观往往带有特定条件留下的不同于男子的烙印。她们在家庭中、宗教上、自己工作的园地里，甚至在整个社会模式中所充当的角色、所发挥的功能、对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对男性支配的社会的无声和下意识的对抗等等，都是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都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个性。妇女除参与男子的共同工作和社会活动外，还有自己的活动园地，特别在家庭工艺上都有独特的创造和贡献。因此，她们的意境，提供情况的男性不能深知，只能由妇女自己表达。通过与她们的密切接触，才可能更全面地、历史地了解当地的社会面貌。此外，妇女与儿童息息相关，而儿童又是社会的未来。对此也应有所一了解。

第四，田野调查的内容可以是几个或一个专题，范围可以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

参加调查的可以限于一、二人，也可以是由几十人组成的调查队。无论哪一种，调查的时间都应该较长，最好是一年。人们的社会活动如欢度节令、庆祝丰收、纪念古人、祭祀鬼神等等，大都在一年一度的特定时间内举行。这些场合通过服饰、舞蹈、仪式、乐曲、歌词等等，把人们带进了古老的境界，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印影。调查者有机会参与这种活生生的历史检阅，有助于领会那里的文化渊源和人民的精神凤貌。调查时间太短，就有可能失掉这些机会，不能获得深透的了解。

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新的民族志写作，主张“参与观察”，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一年的生活周期为研究期限。从他开始，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需要到自己研究的社区（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社区的生活，学会当地的语言，与当地人建立友谊。

社会是立体性的，有纵的一面，有横的一面。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现实。在民族学田野调查时应结合历史进行研究，才能获得对一个民族的全面、深刻的了解。

• 本文摘自 吴泽霖：《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中国民族》1982年第6期，第34－35页。
• 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其中，吴泽霖所著章节（论文）为：《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第14－26页）、《水家的妇女生活》（第63－75页）、《苗族中祖先来源的传说》（第94－105页）、《贵州仲家的生活一角——食俗》（第122－126页）、《贵阳苗族的跳花场》（第171－174页）、《海楩苗中的斗牛》（第188－191页）、《贵阳青苗中求婚》（第247－250页）。

来源：人类学会社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