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植物之一。李约瑟曾言：“没有哪一种植物像竹类一样在中国历代艺术和技术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在技术与艺术层面，竹不但具备基本的实用价值：自古就用于制作兵器、家具、器皿，并用于建筑等，施展技艺的空间广阔，而且，竹材料和竹制工艺品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特别是竹文化中的“比德”观。

延续先秦时期的“比兴”思想，源于儒家美学的“比德”观强调以自然为师，崇尚“天人合一”，将具体的自然物特征与人格品质相比附。《礼记》所言中“君子于玉比德焉”，是说玉的纯洁、柔润好比君子冰清玉洁的品质，故君子宜佩玉。不过，除了玉石之外，梅、兰、竹、菊也是常见的“比德”对象。竹文化中的“比德”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德”观使竹的符号象征性地上升至“道”境，使文化艺术创作充满了无限可能，如诗、词、曲、赋咏竹，字、画、雕刻貌竹，在本质上，都是借用竹来强化审美与道德的意义。“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耶！”苏东坡借此道出了人与竹的亲密关系，这其中包含着人造物所构成的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一方面，自然赋予人类可以利用的原始材料；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各种工艺赋予材料广泛的使用功能，而且通过“比德”使这种材料和技艺具有一定的文化功能。正如竹工艺文化一样，材料工艺的“技”与“道”共同纳入人们密不可分的生活之中，材料既可以帮助人们生存、生活，又能观照德行，使人得到精神的慰藉。

竹子可制成不同的竹器：竹筒、竹纸、竹编器具、竹甑、竹筷、竹家具等，这些器物几乎囊括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作为中国六大编织技艺之一的竹编技艺，早在7000多年前就为生活在竹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的人们所普遍应用。

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学会了用自然界具有韧性的材料勾连成网、衣物或器皿；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就曾发现竹篾席的残片，而且印有“十”字纹和“人”字纹。可见，当时人们就已采用竹编制品来盛放物品，甚至在上面涂以陶土，隔火隔热，抑或正是因此而进一步发明了陶器。湖南高庙地区发现的约7400年前的竹篾制品——高庙篾，是截至目前国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竹篾工艺品。

随着竹编技法的日增月益，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编中，仅斜纹编织就已经有人字纹、多角形、空花、方格十字形、矩纹、条带纹等多种形式。发展到民国时期，形成150多种编织技法，单是挑压编织法就可以延伸出绞丝编、螺旋编、辫口编、花箍编、穿丝编、插筋编和线口编等编织方法。同时，编织竹器也随着技法的丰富而变得更加巧妙、精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编“熬兔笥”，其竹篾丝薄（图1）、做工细致，篾片厚度平均每片只有1毫米，以“人”字纹编织法制成。另外，还有47个尺寸相当的竹笥，用来盛放衣物、食物和重要物品。从其娴熟的做工可以推想，竹编制品在当时已属十分常见且应用广泛的竹器。此外，还有用竹篾编制成胎，再加以髹饰的漆器。由此可见，竹编工艺品不仅自身发展稳定，而且还作为模胎，带动了陶器、漆器等其他传统工艺品的发展。

图1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编“熬兔笥”

(湖南省博物馆藏)

当然，竹编技艺首先要有源源不断的竹子资源，才可能削竹取篾。从地理分布上看，我国竹子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以及西南、华南和岭南地区，其中，岭南地区的竹林面积最大。在西南地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的贵州赤水孕育有竹林130多亩。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赤水竹编是市级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竹子不仅是赤水当地的植物资源宝藏，更像是坚固的天然防护体系保卫着这方水土。另外，贵州遵义也曾于2000年启动了“百万亩造林工程”，由此形成一道“三百里竹廊”的绿色屏障，进一步丰富了赤水的竹资源。

赤水地区原生性竹类植物有11属31种，其中，适合作为竹编材料的主要包括楠竹、单竹、慈竹等。当地常见的竹编工艺一般有20多道。为确保每种竹子在竹匠手中都能物尽其用，据赤水竹编传承人田雅嘉介绍，慈竹节长，适用于平面竹编，通常竹匠会选择成长1年左右的慈竹，只取表皮，刮下竹青十几层，每一层可以做到比纸还薄的厚度。相比而言，楠竹通常会制作成造型独特的工艺品，因为其多节、肌理斑驳等属性，不适合精细编织。

在技艺传承层面，赤水竹编的传承人群体以师徒传承的形式建立工坊，吸纳了很多当地未就业的贫困学徒来习得技艺，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就业。然而，在文化传承层面，竹文化的传统精神，或说“比德”观，在如今的竹制品和制作技艺中有些脱离。杭间在《手艺的思想》中谈到中华传统工艺的智慧包含六点内容，结合来看，目前赤水竹编的发展基本契合以人为本、实用与民生相调、技术与材料相宜、人与自然相和这四点，而“技以载道”与“文质彬彬”尚未得见。赤水竹编如何将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技”结合，或可以在设计造物的功能和人的生活、行为准则等与人的关系中做出协调，从而塑造当代竹文化的价值观和美学品格。

先秦儒家效法自然，将自然人格化，人格自然化。“君子”是古人向往与追求的理想目标，“比德”中的“德”，即为人们理想中的“君子之德”。“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此句阐释了借用自然物象抒情言志的“比兴”概念，而“比德”是追求自然物与人的道德伦理的统一。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比德”观的形成还要得益于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先哲追求顺应天时，顺万物发展，天地人和，因此，古人重视自然，从自然中可以得到人伦道德的反思。作为自然物象的竹，具有茎节、中空、坚韧，生长环境清幽等特征，由此，对应了有气节、虚心、坚忍不拔和归隐超脱的人格化道德和美学品质。诗、书、画、艺中以竹为主题的“比德”习惯逐渐使竹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内涵，竹文化的“比德”观因此完成了从“物性”到“人性”和“人格化”的转变。

（一）“物性”比德阶段

由于先秦时期“比兴”的习惯，自然界的事物几乎完全融入人类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这说明当时在天人之间已建立起普遍、稳定、深刻、细致的精神性联系。在《诗经》中，不难发现春秋时期自然事物进入“比德”领域的事实，一些文辞多见以自然物之特征来比喻人之品格的情况。据统计，《诗经》中以竹为主题的诗共有5首，其中的《国风·卫风·淇奥》就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描述。此诗以竹“起兴”，来形容品德高尚、学识精湛的谦谦君子喜往淇水弯弯岸和绿竹茂密之地，并与竹为邻。《小雅·斯干》中还记载了竹林中兄弟宽厚友爱之情发生的故事。这两首诗均将君子置身于竹林环境之中。有竹之处总意味着有种种君子的美好品格。可以说，有“竹国”之称的中国，更是妥善地用“比德”与竹子所有优质、美好的属性统一于人的心性甚至国之气度中，亦是以物状人之美的做法。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竹作为君子德行的参照物，主要以“物性”为特征。

（二）“人性”和“人格化”的比德阶段

发展到比德的第二阶段，竹具有“人性”，而且竹经常代指君子本身，“物性”与“人性”合二为一。正如东晋王徽之“何可一日无此君”的感叹，就直接将竹与“君”的称谓等同。不仅如此，中国人还赋竹以“玉干、玉竹、玉管、绿玉、绿玉君、绿卿、绿粉、此君、竹郎、竹君、君子、青士、龙种、郁离、潇碧、明开、蛇祖、管若虚、妒母草、冬生草”等称呼，其中多数为拟人，因为古人认为竹子本就具有从人身上可以发现的美好品质。由此，竹也被列入“岁寒三友”和“四君子”之中，成为坚韧谦逊的君子代表。另外，在“阳明格竹”的故事里，王阳明研究格物之学，认为在儒家学说中草木皆含“至理”，于是便去探究竹子中的“至理”，然而，七天七夜也未学会。这也说明，作为客体对象的“物性”之竹，是在我之外、与我分离的，并非圣贤做不得，而仅以“物性”来“格竹”毫无补益，只有与竹合二为一，才有“格竹”（格物）的可能，也才能悟出竹中“至理”。再者，以中国绘画艺术为例，“其身与竹化”乃是画竹的要义。由此可见，自然美与人格美交融的这个阶段，与其说借竹喻人、以竹抒意，不如说竹与人的品德本就合二为一。

本文所指“人格”是“人的道德品质”之意，竹既有君子品行又与君子成各自相独立的体系。苏东坡在《於潜僧绿筠轩》写道：“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这不仅表达了人与竹的亲密关系，还表露出竹因君子品格与文人墨客是为“挚友”。嘉靖己亥年（1539），吴人顾元庆的《大石山房十友谱》将十种与他朝夕相伴的清赏器物列为友人，其中梦友（湘竹榻）、节友（紫竹箫）、老友（方竹杖）便是竹器，他在家偃卧湘竹榻而梦湘云见苍梧，出行携紫竹箫而发清音赏胜景，年迈则倚方竹杖而游五岳怀清介，远离世俗叨扰，追求清雅悠闲，故此谓之“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这表明他从竹器中收获了特殊的审美体验，从而获得自由而纯粹的精神愉悦。

图3 花篮，热空气的微光

 （日本竹艺家野祥云斋设计制作，1969）

在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中，普遍存在一种尚竹意识，种竹、画竹、写竹或用竹都是与竹的高尚品格为伍。因此，竹诗、墨竹画、竹园或竹制工艺品十分盛行。由于竹子坚韧、防虫而且材质轻盈、容易获取，宋代文人早就以此为雅，制作竹纸、竹笔、扇骨、轴柄等文房器用。北宋苏辙的“早与封题寄书案，报君湘竹笔身斑”就描绘了与兄长苏轼交换竹制文房用具的雅趣。从中可见，湘竹制成的毛笔算是当时的文人风尚。明代《长物志》的“花木卷”中还专门论述了有关竹的筛选及栽种方面的讲究。清代，擅长画竹的郑板桥也以竹的特点来总结“意在笔先、趣在法外”的绘画玄机。竹的人格化与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活动进一步变得不可分割，正所谓竹不再是“眼中之竹”而成为了“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了。

尽管发展至当代，竹文化中的“比德”观已不如以往明确，但是竹仍然保留着具有独立性和道德品格的人格属性。例如，如今人们还是会使用竹制器皿并欣赏其色泽与造型，亦会居住竹园、竹屋感受竹的清幽雅致，还会画竹以表达对竹之精神的理解或崇尚，这都可以看作是竹文化及比德传统的薪火相传。

元代李衎的《竹谱详录》就有关于竹器的图形示意，后有审美相对独立的《大石山房十友谱》《茶谱》等。明代《乐律全书》中的竹制乐器图样又重申了“君子不器”的古训，一定程度上，中国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念脱离不了儒家的“比德”思想，“乐”与“五常”之“仁”的结合也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其中包含着道德与艺术共生的关系。

中国手工文化一部分继续以传统的方式为民众提供生活用品，一部分作为文化遗产保存见证历史，一部分蜕变为审美对象成为精神产品，一部分接受现代生产工业的改造而成为保持传统文化的产品，基于这种划分，赤水竹编的手工艺制作既有作为文化遗产的部分，也有蜕变为审美对象并接受现代工艺改造的方面，其中，“比德”价值观作为精神内核可以很好地充实当代竹编工艺的文化价值属性。

（一）赤水竹编的“长物”探索

“长物”见之于“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及至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所提到的“长物”，皆有“多余”之意。从《长物志》可以得见晚明文人的长物风尚，不过，这些非一般的物品具备赏玩功能，投射和沉积了文人的选择和品格意志。先秦以来，篪、箫、笙、竹简、竹算筹、竹毛笔等多以精致竹器为主，而且自古文人爱竹器，主要因为竹的品格，因而竹这种材料具有不可取代性。但是，应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出口创汇的需要，赤水竹编的优质技艺大多变成为了制作量产出口的器具而施展，亦有一些竹编工艺品逐渐与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完全脱节。赤水竹编技艺传承至今，有着技高工巧的口碑，当地人踏实耐劳，对材料了如指掌，从小就被一方养育自己的竹文化所熏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化影响下，便利低廉的塑料制品或易于清洁的不锈钢之类的新材料日用产品取代了传统的竹编物品，这些新材料甚至在载重、防潮、防虫等功能上更胜一筹。然而，让“长物”思想品格与当代生活重新形成密切联系或是赤水竹编可以积极尝试的方向。

因上海市对遵义市进行对口援建，2017年在遵义设立了非遗工作站，而竹编和藤编技艺又是当地非常有群众基础的非遗项目，由此，竹编技艺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传统工艺保护工程，得当的保护措施也让赤水竹编技艺得以传承。90后赤水竹编技艺传承人田雅嘉2018年前往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培训，经过研修学习，她与设计师们跨界合作，在竹编创新方面注入了新思考。如她所说，师傅们习惯了按照以往方式来制作器皿，做的大而粗糙，每个只能卖到十几块，设计与技艺分离也使手艺人很难改变固有的观念，所以，她尝试制作了一些精致小巧的竹编物件，注入设计意趣，而且染色更加丰富，突出了具有韵律美与和谐美的编织花纹（图2）。

图5 赤水竹编师傅正在过匀刀（作者供图）

在历史进程中，从“物性”到“人性”和人格化的竹，使中国人保持了种竹、赏竹、用竹、尚竹的文化传统。在当代竹编技艺活态化的传承和发展中，我们依然可以体悟到竹文化中竹之品格。竹之气节、竹之坚韧、竹之中空、竹之清幽始终激励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向“君子”之美德靠近，这亦能使赤水竹编技艺在当代竹文化和手工艺文化的发展中延续积极的价值传统，形成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