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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权力与田野调查:西敏司人类学思想简评

发布人:朱健刚 西北民族研究   信息来源:人文学院   时间:2022-12-05 10:08:26

摘要

本文结合文本分析和自己作为西敏司教学助理的经历,阐述了他有关食物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及其他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反思,力图说明他在人类学理论等方面打破了人类学只是局限于某个地方社区的民族志研究的现象,而开始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人类学研究和批评。

关键词:食物与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在人类学的理论长河中,政治经济学是上个世纪70 年代以来重要的思想流派。奥特纳(Ortner)把它看作是承启文化生态学,又与结构马克思主义相并列的一种左翼理论。在这一思潮中,西敏司是一位跟沃尔夫(Eric Wolf)齐名的佼佼者。他于2015 年12 月27 日逝世,享年93 岁。作为人类学家中的长青树,他的思想跨越了两个世纪,影响着无数人类学家和人类学之外的学者,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本来我与他并没有什么交集,他是研究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人类学家,作为斯图尔德和本尼迪克特的学生,当时与他同门就读的还有为人类学界熟知的哈里斯、沃尔夫、墨菲等,他们都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作田野调查。西敏司的田野地点主要在波多黎各、牙买加、海地。1996 年和1998 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访学。正是在此期间,我担任他的研究助理,他亲切平和,呈现出人类学家里和贵族风范截然不同的牛仔风格。

说起他的研究,无论是在人类学之内还是之外,最负盛名的可能就是他对食物的研究,他甚至被称为“饮食人类学之父”。他的著作《Tasting Food,Tasting Freedom》集中了一些关于食物研究的论文。他特别推荐那本书的导论,记录了他对食物的文化分析产生兴趣的来龙去脉。西敏司试图指出:“人类的食物系统生动地反映了人类作为同一物种所具有的多样性,此外,人类的食物偏好位于自我界定的核心地带,吃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的食物或其他的人必然与自己有天渊之别。”西敏司看到,饮食模式的改变会对人们的自身形象乃至日常社会生活组织产生深远的影响。他那时到香港中文大学来,与陈志明教授合作研究中国的豆腐文化以及它对西方饮食带来的可能影响,我担任他的研究助理。那时食物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还是刚刚兴起,我按照他的指示不断去图书馆搜集复印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各种历史文献,并在这些文献的各种犄角旮旯里寻找有关大豆和豆腐的描述,也还常和他在香港的各种地方去喝豆奶,吃豆腐。正是作为他的研究助理,我感觉他就像一个甘蔗地的工人,把自己埋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和田野中。我那时也才意识到,人类学实在是一件辛苦的日复一日的类似种地一样的工作,它一点也不浪漫,如果没有某种情怀,很难持续。西敏司无疑有着某种情怀,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除非出差,还是每天来办公室上班。

虽然食物研究是他的重点,但是他在给我的一封邮件中,以他特有的西敏司幽默说道:“Some readers thought that I was an expert on food, and writing about food. That was entertaining to me, and afterward I tried to become an expert! But that was not my primary purpose.”(有些读者认为我是食物专家,并就食物而写作。这让我感到很有趣,然后我也竭力变成一个专家!但是,其实那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那么什么是西敏司人类学工作的主要目的呢?在我看来,他关心的还是资本主义及其对殖民地的影响。在西敏司的学术历程中,他擅长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坚持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路应用到人类学的历史研究中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受到文化生态学代表人物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教导,和他那一批的同学例如沃尔夫一样,深受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这使他开启了对加勒比海甘蔗糖业工人的研究,这方面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甘蔗地里的工人:一个波多黎各人的生活史》(Worker in the Cane: A Puerto Rican Life History)。在这本书里,他运用了生活史的方法去理解和分析这些类似工奴的甘蔗地工人。而他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的研究,最著名的著作就是1985 年出版的《甜与权力》。这本小书被列入企鹅出版社的经典丛书,他以人类学视角来探讨糖的历史,主要研究了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流转中,糖在不同阶级和不同时段中的意义变迁。西敏司细致地描述出,糖在加勒比地区的生产如何为了满足世界对糖的需求而大大提高糖的产量,以及糖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英国)传播。而在欧洲,他主要是考察17 世纪后英国社会开始大量消费蔗糖这一历史现象,他描述了蔗糖(和茶叶)如何形塑了英国人全国性的消费习惯或者说是饮食习惯的具体过程,以及在这种形塑过程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式如何操作着这一切,使得糖从最初的上层阶级的奢侈品一步步成为无产阶级的日用消费品,并进一步使得无产阶级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那时,征得他的同意,我开始了这本书的中文翻译。这本书有两点让我震撼:一是他认为,为了满足世界的蔗糖市场,中美洲的种植园率先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居然不是起源在欧洲,而是在甘蔗的种植园里!这个观点后来他有所修正,但是当时让我脑洞大开。二是他揭示了蔗糖消费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透过文化中的意义赋予来表现的。在蔗糖的消费过程中,蔗糖这种物质不仅有其作为食物的最基本的外在食用意义,而且还含有内在的象征符号意义。在英国,从1750 年到1850 年,蔗糖与饮茶习惯开始结合,成为平民家庭中辅助面包主食的副食品。但是从1850 年到1950 年,蔗糖、饮茶、甜点的重要性大幅度增加,逐步取代了面包,成为平民家庭的主食。在蔗糖消费激增的整个过程中,西敏司排除了其他诸如价格之类的外在因素,将这一现象归因于英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因素使然。而这种文化的象征意义并不是像格尔茨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不是文化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通过权力和权力集团操作所赋予的。西敏司指出,在蔗糖的生产、运输、销售这一系列的经济行为的背后,有着一整套经济运行体系的支撑,而在经济运行体系的背后又是拥有财富和权势的人在控制着。总而言之,蔗糖的消费,蔗糖消费的激增,都是在这种权力作用控制下的,进而人的饮食习惯也是受这种权力作用影响的。在我看来,研究这样的食物文化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是西敏司真正关心的问题。

“权力”一章是这本书的精彩之处。西敏司就权力作了内外两个层面的分析。外层意义是,因为英格兰的各种需求带动了种植,奴隶贩卖以及糖、朗姆酒等的发展与传播。这种外在联系的发展也促成了内在意义的形成,也就是人们行为方式与饮食习惯的变化。随着糖量的消费额增加,糖所带来的利润带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底层人口的市场化流动,社会生产力也随着提高。资本家看到了糖的利润所在,通过把糖的消费平民化,使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享用得起。而这些并不是简单的糖的消费,还是人们近代生活的发展过程。

除了将糖作为商品分析之外,西敏司还对糖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传播进行意义分析。糖与茶叶都不是英国本土产品,但在18 世纪已经成为英国劳工阶级的日常消费品。西敏司的分析是:精英阶层的消费往往会带动大众,让大众认为糖是奢侈品的象征,因为上层社会的消费而使普通大众有所效仿。对英国人而言,当甘蔗第一次在西印度群岛种植时,加工蔗糖不仅仅是英国权贵与富人眼中的奢侈品,同时也是一种有风险的投资形式。不过,随着蔗糖消费数量的增加,政府作为中介机构开始涉足对于这一行业的控制,包括制订相应的法律,检查蔗糖的纯度、蔗糖制品的质量等等。在正式的权力干涉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非正式权力的施展,比如来自家庭的、商会的、大学的、社会公议的等,这些构成糖的外在意义的获得。

当然,糖不仅仅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西敏司也没有忽略:人本身的味觉中就有对糖的青睐。在生活中,“酸甜苦辣”不仅仅是一种味觉,还经常和某些特定的情绪、感觉联系在一起,而其中甜一般都是最能给人以快感和愉悦的。虽然喜爱的程度有深浅,但人们普遍对糖有需求,而且蔗糖是一种体现现代社会心态的理想物质,它使工人的精神放松下来,享受一种从工作状态退缩回来的安逸。蔗糖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和许多的食品和饮品搭配,如咖啡、饼干、茶、巧克力等,这些都是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这种饮食习惯后来还传到国外,影响了别国的饮食习惯,如美国、法国。糖在卡路里供应上的快速和高效,使得它成为许多并不发达的国家里好的生活、“进步”的象征,如北美印第安、爱斯基摩以及太平洋岛。

诚然,有什么样的商品,就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被创造出来,随之而来的就是有什么样的人及人生。这也是最后一章“饮食人生”所表达的意思。

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并非关于糖本身,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对我来说,我们人类学家能够在思考世界的变化方面受益良多,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我们这一学科似乎特别有助于理解和解释那些微观的、日常化的、熟悉的以及通常是具体的事物:通过发掘那些生活中平凡事物在宏大历史中的位置,赋予了这些事物以格外的意味,同时也可以使宏大历史本身得到更好的理解。”毫无疑问,西敏司在物质文化的研究上开辟了新的路径。

此书在方法论上具有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给人的印象大抵是人类学家在某个少数民族或者原始部落里面呆着,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与当地人同吃同住,然后撰写民族志。西敏司却研究西方发达社会从近代到当代的发展,是人类学领域比较早地关注西方社会的范例。西敏司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结合历史人类学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对糖的历史演变作了长历史、大范围的研究,为我们揭示食品的价值随着消费层次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形,以及糖作为消费品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甜与权力》类似于别的政治经济学经典,对于田野工作的着墨并不多。虽然在他的这本书中几乎看不到作者参与田野调查的痕迹,也没有对田野的过程作过多的描述,但这本书的写作基于他的丰富田野经验和历史研究。他强调对时空感的整体把握,尤其是历史视角的重要性。这从他对史料的引用,以及所论述问题宏大的历史跨度上能窥见一斑。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类学家眼中的资本主义现代史,而正因为是人类学家,论史的方法并不是落入俗套地以时间或者事件为主轴展开,而是从对甜的物质——蔗糖着眼,论述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以此展现历史。这与之前我们读过的在场感很强的田野民族志有很大区别。而且作者对导致后现代批判思潮的重要人物克里福德·格尔茨也提出批评,认为需要将对意义的考察放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下探索——正如从象征的建立到人们“习以为常”是一个学习过程,那么人类学家必须竭力了解意义的创造与转化。只有回顾历史,才能将这些关系梳理清楚。

西敏司对这种历史过程中的田野调查的执着给我印象最深。在和他交往的那段日子里,他最推荐的是他的一篇《猪耳与银边》的论文。标题来自两句美国的谚语———“You can’t make a silver purse out of a sow’s ear”(你不可能用母猪耳做出银线包)和“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每朵乌云后面总有阳光)。那个时期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后现代的严厉批判下面临方法论危机。他认为,对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挑战来自三个方面:(1)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田野里的人、物质、信息高度流动,闷在一个地方的田野调查不能了解实际的变化;(2)人类学家作为观察者的权威地位被动摇;(3)文化概念被广泛地使用,而不再被人类学家所独有。针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研究”兴起,大有取代人类学的趋势。

对于这类挑战,他通过四个业余或专业的人类学家的职业故事指出:(1)即使全球化了,仍然有很多人只生活在一个地方,田野调查仍然是了解他们的重要方式;(2)虽然民族志工作者受到质疑,但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作品仍然值得尊敬,不能否认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理论功底;(3)文化概念虽然泛化了,但是人类学可以继续自己民族志方式的文化概念,人类学家仍然可以做最好的关于文化的民族志工作者。

他最后说道,猪耳就是人类学家自己,人类学家需要通过田野调查来完成转变。虽然田野调查有乌云,但是仍然可以让田野调查编织出“银边”来。西敏司文章的观点虽然我并不都同意,但对于当时正沉迷于后现代思潮和建构主义理论的我来说,这是一剂很好的清凉药,让我不至于太上火。今天,人类学家田野调查遇到的挑战也许比西敏司演讲那会儿更大,无论是大数据、远距离共享还是跨越地理界限的社交媒体,都使得田野调查必须进行更多的方法论革新。但是即使这样,正如西敏司所强调的,我也坚信,在这个迅速转型的时代,保持现场感对于理解这种转型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而尽管处于大数据时代,小数据的获得以及让它变得可以理解,仍然需要田野调查。

1996 年他发表演讲的时候,我刚刚在上海开始田野调查。而在和他一年的短暂交往中,当时忙忙碌碌,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十多年后回头来看,他对于年青学者那种亲和平等,让我如沐春风,并对我未来的职业产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着迷于田野调查,关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关心权力的脉络如何渗透到底层,关心社会底层的生长,这些都有着他的影子。尤其重要的是,他虽然不是中国专家,却在新亚书院饭堂里每周固定一次的讨论中,让我意识到知识分子其实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战争,而人类学的意义在于,如果坚持在各种边缘群体里的田野调查,那么知识分子就不容易被抽象的价值判断所蒙蔽,而能够去洞察在意识形态背后的复杂的权力运作,从而能够更好地和那些边缘群体站在一起。

我是个害羞的人,很遗憾没有和他合影的照片。只是有段时间,和学生一起想在马丁堂建立一个“人类学家咖啡馆”,我代表同学找他要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的他,有种无以名状的悲悯。而对我来说,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像在《甘蔗地里的工人》那本书封面上的工人,那只是一个背影,他埋没在比人还高的甘蔗下面,辛勤地劳作。我觉得这张照片是对他自己的隐喻。据说他直到去世前,还在写作。我想对他最好的纪念还是回到我们的甘蔗地里,继续劳作。

作者简介朱健刚中山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

为您转载:《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一期(总第92期)Sidney W.Mintz(文思理)教授的人类学专栏稿件一篇。说明:1.原文有大量注释,此处省略,如有需要参见期刊纸质版或知网电子版;2.若转载此内容,请注明出处(版权归《西北民族研究》杂志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