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圣，苗族，湖南花垣县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博士后（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俗研究》编辑部主任，兼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入选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主要从事社会史、民俗史研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五项，出版《从祖先记忆到地方传说：湘西白帝天王叙事的形成与变迁》等著作三部，在《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社会》《文献》《史学集刊》《宗教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作业（亦称田野调查）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中已获得长期的实践，相关批评和反思也在不断走向深入。随着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不断交叉、融合，田野作业也越来越多地为人文学科借鉴和运用，比如历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所理解的田野以及开展田野作业的目的不尽相同，由此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

然而，不论是社会科学抑或人文学科，都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学问。这一通约性为从整体上理解“田野”及“田野作业”奠定了基础。窃以为，“田野”即人之所在，凡有人处，就是田野。田野不仅存在于现实中，同时也存在于文献中。

现实中的“田野”

田野作业，源于人们对陌生人群以及未知世界的探索，试图借此了解不同的人类文化，并反思自身，从而获得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识。这一初衷，将其关注的对象指向那些“未开化的”“野蛮落后的”人群。而在中国早期田野实践当中，“田野”一词则更多涉及与城市相对应的“乡村”和“边远地区”，田野作业曾是深入了解农村和边地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与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学术界之外，说起田野调查，人们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一幅田连阡陌、小桥流水的乡村景象，或者是大漠炊烟、长河落日的边塞风情。田野调查亦常常被误认为是“下乡采风”，弥漫着“猎奇猎艳”的色彩。这种简单、刻板的印象，其实已经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和纠正。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业余人士用这种狭隘的眼光去理解田野以及田野作业。

事实上，田野作业作为一种了解和研究“人”及其活动的有效手段和方法，其开展实践的范畴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以及各学科研究对象的调适更新，田野作业早已不局限于“乡村”“边地”这些陈旧的范畴。实事求是地讲，学界早已回归到田野作业作为探究“人”的活动的方法上来理解“田野”并展开相关调查活动，即有人之处，便是“田野”。

就此意义而言，“田野”是学界借以了解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各种场域。“田野”可大可小，它可小到一间屋子、一个院落、一个祠堂、一个楼栋、一个村庄，也可以是一个聚落、一个乡镇，或者大到一个流域、一片区域，等等。“田野”毋论城乡，它可以是乡村社会，也可以是城市社区。而田野作业的对象，既可以是一个人的活动，也可以是一群人之活动。概言之，“田野”就是人们活动的空间范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田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现实生活中，“田野”无处不在。

文献中的“田野”

现实生活中处处有“田野”，但不等于说“田野”只在现实生活中。古人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其实已经明确了做学问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走向现实中的“田野”，即“行万里路”。它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展开实地调查，来了解人们的生产、生活及其社会意义。另一条则是走向文献中的“田野”，即“读万卷书”。它是借助相关文献的记载，来了解人们过去以及当下活动状态的一种方法。

后者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文献本身就是对人们各种活动的记录，也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文献可以是、事实上也是一种借以了解人类活动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明得以世代传承和不断延续的重要媒介。通过深入阅读和理解文献，我们同样可以达到理解人及其活动的目的。故文献也具备“田野”的性质。由此观之，文献中亦有人及其活动，有人即有“田野”。“田野”不仅仅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也同样存在于各种文献当中。

然而，在文献中做“田野”，不同于在现实中做“田野”。在现实中做“田野”，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获得相关信息；而在文献中做“田野”，则主要通过文字阅读和分析研究形成相关认识。尽管二者在具体的探究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对“田野”范畴的把握上却有着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献中，“田野”本质上都是一种认识和分析人们活动的场域，二者在选取“田野”的层次、范围上都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这点上，它们可以具有一致性。

“走向历史现场”：

现实与文献的互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