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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都市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发布人:田兆元   信息来源:档案馆   时间:2021-11-01 09:21:05

摘  要

大都市不仅是现代化的中心,也是文化传统的核心阵营。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都是在大都市里创造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的大都市里有着丰富的堆积。但是,我们现在有许多误区,一是重视乡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在乡村;二是现在的大都市都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大多不够重视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的大都市往往成为文化传统的破坏者。本人在上海的都市民俗调查中,发现了一种名叫铺灯的民间绝技,是祭祀活动中的一项表演性的艺术。本人在报纸杂志上广泛介绍,但是,这样的濒危遗产还是没有办法保护好。大都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比乡村还要严重。保护大都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改变城市评价标准,应该把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考核城市品级的指标。大都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要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而不是搞形式。


关键词: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考核指标

一  

中国的大都市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都市本身就是文化的见证。如西安、洛阳这样的古代以来的大都市,开封、北京这样的中古以来的大都市,广州、上海这样的近代以来的大都市,有着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它们形成的时间有先后,它们的文化遗产的性质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是文化传统的大本营。过去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乡村保留了许多传统要素,但是,都市在文化的建设和传播方面却更重要。不能因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就忽略传统的都市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是现在,就是在久远的过去,都市都是社会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杰出的文化代表主要是在都市里创造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主要是在都市里生长起来的,如老子,他呆在都城王室的图书档案馆里,一边读书,一边玄想,老子著作是在都市里诞生的;孔子与弟子周游列国,主要是到诸侯国的国都里去与诸侯王和贵族们交流,城市带给他们悲欢,也激荡了思想的浪潮。都市是儒家和道家上演的舞台,荀子、韩非子也都毫无例外地是在都市里传播他们的思想的。唐诗宋词,无不是在都市背景下繁荣起来。一些民间习俗,往往是由都市推动。如,寒食节是皇宫倡导的,然后民间遵奉成习;又如元宵节,城乡皆欢度,都市似乎规模更大。至于民间戏曲表演,都市和乡村都是表演场地,城市则更有规模。而传统的商业民俗,都市更是中心。外来文化,也是在都市才形成大的交流浪潮,如洛阳、泉州、上海。传统的都市实际上孕育了传统文化,传承了传统文化。因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在都市里有着丰富的遗存堆积。


但是,现在的大都市成了文化传统的濒危之所,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市都面临保护的严峻现实。


为什么这样的传统文化的中心现在反倒是文化传统的濒危之所呢?这其中原因很多。首先是认识误区,人们往往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代表是农业文明,都市与商业文明关系密切,因此,都市不是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重点。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态度看,大都市往往不甚用心。其次,当代都市承担了经济发展的重任,都市的管理者们关心的是经济指标或者政绩形象,很少把非物质文化保护列为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再次,学者的研究也有很多局限,现在的中国都市研究,主要局限在近现代都市研究,大都市曾经灿烂的文化遗产的光芒被遮蔽了。此外,现代传媒也以经济开发和时尚传达为重点,商业元素的反复刺激,进一步掩盖了都市文化遗产的价值,使之边缘化,直至衰亡。


大都市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表现在多方面。


一是对自身文化遗产的破坏。所谓的城市改造,使我国大部分城市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一些经典城市或者被拆除,或者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如上海,拆除了作为近代历史重要见证的内史第,明代古城老上海的核心城区已经没有什么痕迹了。其实,老上海是江南文化的精华所在,它的发展不是像有人说的是殖民地的成就,开埠前,它的前身东南壮县一派繁荣景象。明代古城是当年军民抗倭的杰作,体现出顽强的民族精神。古城的拆除从民国时期就开始了,近年基本完成,等到发现需要保护时,才觉得一切已经晚了。上海的顽强坚定的民族性格从宋代以来的保家御辱,到明代筑城自卫,清代嘉定义兵三次以生命捍卫尊严,都可以见到这种精神的延续。但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却出现了一个汉奸卖国政府,可以见出拆除城墙的同时精神意志的沦丧。当年筑城抗倭以保家园,后来拆城又开门揖盗,可以看到都市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步丧失。现在的上海,古上海的痕迹渐趋灭绝,上海精神哪里去了呢?这绝不是上海一个城市的问题。破坏旧城现在是一个广泛性的问题,比如上海的南京路翻来翻去,不要说古代遗产,就是近代遗产也是面目全非。城市记忆丧失了,城市文化就没有方向。


都市对文化遗产的破坏还表现为都市扩展对乡镇遗产的破坏。我曾经写了一篇短文,叫《上海的古镇在哭泣》,在网上传播,反映上海城市发展对江南古镇的破坏。上海的古镇是很有名的,如嘉定、松江、安亭、枫泾等,但是现在取了一些荒唐的名字,叫什么泰晤士小镇、加拿大风情小镇、北欧风情小镇,把古街拆得面目全非。


更重要的是,都市的历史和传说逐渐失传,一些大的都市,连自己的代表性的传说和歌谣都忘记了,城市方言也开始淡出人们的生活。


  二  

现以本人发现并竭力呼吁保护的上海铺灯绝技为例,探讨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些问题。


上海城乡有着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由于上海经济发展迅速,原先民间艺术赖以存在的文化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从事民间艺术创作的队伍日趋萎缩,随着年长的老艺人逐渐辞世,许多民间艺术样式已经处于濒危状态,亟需抢救保护。铺灯艺术就是值得关注的一种民间绝技。


铺灯是上海民间祭祀活动中的一种艺术样式。它与道教科仪有着直接的联系,它是灯仪发展的结果。在南北朝时期,灯开始进入道教的科仪,逐渐形成源远流长的道教灯仪。由于灯的光明属性,人类固有的光明崇拜由太阳崇拜、火崇拜转移到灯崇拜上来了。道教认为,灯可以上照天庭、下照地狱,因此,灯仪可以向上天祈福,也可以为亡者超度。灯仪分为金箓和黄箓两个大类,前者用于祈福延寿,后者用于超亡度厄。其中,黄箓灯仪之九幽灯仪和破血湖灯仪在上海道教的宗教活动中十分常见。黄箓灯仪主旨是照亮幽暗的地狱,祓除亡者的罪孽,把亡者带出苦海,升入仙界。本来,九幽灯仪以灯为主,燃灯布坛作法,照九幽之狱,破九幽之狱,带亡者出离苦海。但九幽灯仪灯数甚多,有三十六者,有四十九者,由于场地狭小,所以改为用白米在地上铺成灯图代替。这就有了铺灯艺术。为什么铺灯要用米呢?据《道书援神契》称:“古者仓颉制字而天雨粟,鬼夜哭。故道法划地为狱,以米为界,后世凡铺灯,皆用米。”灯图最初为地狱象征,后来内容越来越丰富,成为综合性的艺术样式。


上海地区的道教大体上以江南正一道为宗,但演为复杂的派系。开埠以来,本土的道士和苏浙等外地的道士在上海建立了十多个道派,形成一本帮、十二客帮的格局,共计开有道院百余所。解放后,这些道院自动解散。进入20世纪末期,道教开始复兴,这些道院的道士部分成为正式的住观道士,更多的则成为民间散居道士。他们虽然年岁已高,但还是以旺盛的精力开展宗教活动,展示他们家传的绝技。他们表演的灯仪十分独到,尤其是铺灯艺术十分高超。古代道书有关于灯图的记载,但民间道士在铺灯过程中颇多创造。我们对上个世纪的玉虚道院的南翔派道士团体的度亡仪式进行了跟踪调查,并得到闵行道士的铺灯式样,对他们的铺灯程序和内容有了直观的一手资料。


我们先以血湖灯为例,来看铺灯的程序。


第一步,用白米铺出轮廓。内为四方外层六角,实际铺出两道边幅和带装饰性的匾额。闵行派则还是坚持铺为八角,与九幽灯图一致。


第二步,在边幅和匾额上用黑色矿粉铺上对联,匾额多为“太一真人”“元皇宫”等字样,闵行派的道士铺有“妙严宫”字样。对联则有“沉魂滞魄中,亡者众超升”“金童接引,玉女迎归”,闵行道士铺“清风吹狱户,明月照灯坛”。我们看到的血湖灯就有三种不同样式。


第三步,在框外铺出暗八仙的象征图案。如响板、笛子、花篮、宝剑等,分别代表八仙的图案,不着色,纯用白米。


第四步,用白米在图案的四角铺出“血湖浩荡”,或者“元皇赦罪”。如果两种文字都铺上去,则一种用白米,一种用黑矿粉。


第五步,中间铺上太乙真人图案,道教称太乙真人为救苦天真。郁家道士铺出的太乙真人神情飘逸,线条柔美,堪称艺术精品。相比较而言,闵行道士则逊色许多。当然,闵行的老道人身体状况不佳,也影响了他的发挥。郁家道士是在斋醮现场铺灯,闵行道人则是演示,激情不足也有关系。对于这幅太乙真人图像,我们观察多次,发现神情高度一致,可见是传世图案,其他道士也多赞叹神奇。图案用黑红绿白四色,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太乙真人头部有一大的圆圈,似乎象征真人的光环。真人手挥拂尘,衮衣博带,仙髯飘飘,造型十分优美。由于现场铺出太乙真人难度大,许多灯仪灯图上的太乙真人是用现存的太乙真人画像直接排上去的,当今能在现场铺出太乙真人已经快成绝技了。


第六步,图案已经铺就,便在图案周边摆上灯烛、太乙真人和其他神仙的塑像、纸花篮和渡船等。血湖灯坛遂布置完毕。


血湖灯仪的灯图相对较小,九幽地狱灯图则较大。内框四方外框八边。中间太乙真人图案两种灯一样,对联则不同,由于有上下左右的双层框架,两边对联为“乾元山得道,金光洞成仙”,这是说亡者;上下则为“度亡上帝”、“超灵仙界”,这是说太乙真人。或者四面写下关于春夏秋冬的诗句,如“春游芳草地,秋饮黄花酒”等。这些诗句意境优美,辞章华美,有画龙点睛之妙。在八边形成的八角空间里,每隔一格分别以彩粉铺上兰花、荷花、松枝和梅花等图案,在剩下的四角里铺上“灯光普照”字样。九幽灯图十分复杂,也有多种变相。现在一般道士很难完成,一是很难铺出像样的书法,二是太乙真人像铺不出来,只有用现成的画像摆上去。道士绕灯图舞蹈作法,挥剑击地破八方及中央之九幽地狱,导引亡者出离地狱之苦,奔向仙国境地。这就是九幽灯仪的功能。


灯图要求几何形的规整,又要绘画、书法等技能,没有老道的功夫、长期的训练,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地的。郁家老道长已经年近九十,我们希望他的徒子徒孙能够尽快成长起来。


现在,上海的道观和民间道士在较大的祭祀仪式上还会铺灯,但是,无论是道观还是民间,多数人的灯图粗陋不堪。能够铺出像太乙真人那样高难度图像的据我所知只有近90岁的郁道长。年轻道士都不行,至于铺书,那也衰败得很。像郁道长铺出精妙对联的几乎不大可能有了。部分道士缺少书法功夫,只能用电脑里打出的字体来代替。至于图案,郁道长所掌握的样式笔者还没有完全拍摄出来。一些年轻的道长也知道一些图案,但就他们绘制的图谱看,已是粗糙得难以入目了。我们在一次仪式上,看到一个民间祭祀团队还保存着清代绘制神像的令牌,还有绘着精美图案的台围,十分珍贵。


本人申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项目被告知不在资助范围。还申请了文化部项目,也未获批准。最近,本人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上海的铺灯绝技亟待保护》的文章,并发表了两幅图片,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民族艺术》2005年2期发表了铺灯艺术的详细介绍,并刊登一组照片。在许多会议上,本人用图片展示,大声呼吁,希望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中外文化交流》杂志的编辑看到了这样精美的图案,约请本人撰写介绍文章。本人很高兴地看到,像铺灯这样一种绝技,已经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但是,根本的保护方案还是没有办法提出来并付诸实施。


  三  

铺灯绝技的遭遇是上海这样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真实写照,一些大城市有的是钱,但该怎么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去,却没有明确的方向,原因是这样的项目难以产生政绩。许多城市的文化建设好大喜功,喜欢轰轰烈烈,不喜欢实事求是,故许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往往被称为“文化的沙漠”。不是大都市本身没有文化,而是管理者不知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他们往往喜欢搞一些没有任何文化基础的所谓“文化节”,结果是成就了真正的文化沙漠。另外,有现代化色彩的大都市往往有些崇洋媚外,看不起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少所谓文化人也自以为是,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无知状态。现在,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处于濒危状态,但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只是处在边缘困苦境地。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依据。


首先是提高认识。要认识到大都市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与它的文化积淀有关,大都市本身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心。最近,某市社科院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准备给各区县编辑出版一套民俗文化丛书,有些区县提出,他们区里没有那么多民俗的东西,要求和别的区合写,或者不写。其实,这些区县都是从古老的江南乡村和城镇发展而来,文艺民俗和信仰民俗等很有特色。加上开埠后,商业文化十分发达,有着独特的商业习俗和禁忌。在语言上,地方话十分独特,有着丰富的内涵。一个区的人口动辄上百万,建区建县的时间较长,有相当多的历史积淀,按理说一本书都没有办法涵盖,怎么能说没有东西写呢?有些区县领导要市里发文件才接待民俗学调查者,可是,市领导可能发这样的文件吗?更可悲者,有的城市文化部门的领导官气十足,搞形式主义很卖力,对真正的文化保护工作其实没有兴趣。因此,在大都市,以国际化为己任的领导,需要提高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城市,往往不能认识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是核心竞争力。都市里还要提高媒体境界,有的媒体用封建迷信和落后来指称民间文化遗产,思想还停留在“文革”的水平上。还有人说起信仰民俗来,一副要大加整治的神情。


现在,各级领导控制着重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保护工作很难实施。国家现在既然很重视,就有必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政绩的指标。现在考核干部,已经不再依GDP的高低了,还要看环境指标,有所谓的绿色GDP。如果人文环境指标不考察,一个文化沙漠会是和谐社会吗?我提出要把非物质文化保护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现在要搞一个人文GDP,人文和文化遗产没有保护好的城市的官员,是不能升迁的。因为没有文化的城市是社会的灾难,民间文化不能得到保护和支持,民众心理处于病态,这个城市就不会有前途。考察城市的人文GDP,虽然是一种形式,我觉得有形式总比没有形式好。去年,我在苏州论坛上提出这个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建议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现在的保护工作是政府主导的,既然如此,就应该拿出行政的威力。事实上,我们感觉在一些大都市有走过场的倾向。现在搞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有的地方很积极,有的地方懒洋洋,在大都市特别明显。据说,有个著名的大都市的申报工作差不多排在全国的最末位。为什么呢?国家好像不拨款,地方申报了还要出钱保护,还要检查。所以,一些“精明”的大都市不想添这样的“麻烦”。这说明,在大都市,文化保护没有上升到自觉状态。现在,文化部门已经成为都市文化遗产的一线保护者,加强对他们的工作的监督和鼓励是十分必要的。单独一个文化部门似乎无能为力,他们也是非常无奈。我曾经到某大城市的群众文化馆,那破烂的场地让人大吃一惊。这时我们便看到,所谓的政府主导,一定要核心领导靠上去主导。考核政绩,一定要考核主要地方官员在保护非物质文化方面的政绩。简单地责备文化部门是不对的。


大都市的文化保护,还要注意到一个共同文化圈的保护。历史上,大都市往往是一个区域的文化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周边集聚到都市来的,而都市又将其在都市发展的习俗反射到周边城市。因此,各城市间要加强交流。如江南地区的江、浙、沪地区是需要有更多的交流的。这个地区原来有较为广泛的交流,以前是上海为中心的,这个中心形成的原因,一是老专家的号召力,如姜彬先生就有这样的号召力,还有就是出版,过去上海的出版业较为发达,能够牵头。现在,这些优势没有了,各自为政,本是相同的文化区却支离破碎,虽然有些联动,但是因为体制或者利益关系,很难合作。现在,似乎由文化部或者相关部门出面,一种带有行政性质的协调中心可能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应该让大都市承担起文化保护工作的职责。


还有的区域,虽然距离远,但是有些文化遗产关联性很强。比如,武汉华中师大的一位老师问我上海的春申君信仰的情况和传说问题。春申君是传说中上海的建城的城主,但是,他是一位楚封君。这样远距离的共同遗产是需要合作研究的。又如,湖北陆城是三国时期陆逊所建,上海松江则奉陆逊孙子陆机陆云为城主,这是研究陆氏文化遗产所必须联系起来的。又如:一个上海崧泽的人袁山崧写了一本《宜都记》,保存了宜都的宝贵历史记忆。我还在土家地区听到老人唱关于苏州的歌谣,甚至唱《五姑娘》。长江地域楚文化资源的非物质形态的联合保护调查研究分外重要,不然各自为政,文化遗产保护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不得要领,甚至成为一次破坏。上海和武汉是两个大的都市,能够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联动吗?要做是不难的,但在现在的体制下,实施起来很有难度。


在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可能会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可能保护了一些谁都知道的东西,真正的濒危样式却真的绝迹了。像上海的铺灯绝技就是一个例子。各方可能陷入抢资源、争项目的行动中,热衷于报道宣传,而不做实事。


作为文化工作的教学研究者,我和其他同仁只能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去承担文化的薪火相传的职责。在大都市里,做一块砖瓦,为文化的建设做一铺垫。当然,我们更呼吁,在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中,让高校有更大的作为!


总之,我觉得应该把大都市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如果眼皮底下的工作都做不好,其他地方除了搞形式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