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梁：回到家乡的日常生活交流当中——

民族志研究的一种方式

2020年11月14日晚19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刘铁梁老师应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邀请，在北校区温州民俗博物馆会议室举行了题为“回到家乡的日常生活交流当中——民俗志研究的一种方式”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人文学院黄涛教授主持，周福岩教授、岳永逸教授、田阡教授、杨凤教授等多位老师出席。

讲座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1、“家乡民俗学”所提出的从民俗学田野作业交流关系问题）

刘铁梁教授从安德明关于“家乡民俗学”的反思入手，提出了田野作业中的交流关系问题。他谈论了人类学的学术框架对民俗学的田野作业的误导，指明人类学讨论的“客观性”、“科学性”、“主位与客位”等话题不完全适用于民俗学的田野。他表示，民俗学者与民众不是“我”与“他者”的关系，而是“我们”与广义上的“家乡”的关系，民俗学的根本问题就是研究自己，研究广义的“家乡”。古人说“采风问俗”，就是了解它，要求民俗学者像本地人一样，跟当地人交流。因而，我们的田野，应该而且能够与民众达成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回归日常交流，正是民俗学研究地方生活和文化传统的根本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俗学田野中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谈话，是双方共同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进行认同的一种交流实践方式。

（2、民俗学研究需要回到熟悉的日常交流实践当中）

刘铁梁教授认为，民俗学研究需要回到熟悉的日常交流实践当中，无论回到家乡，还是前往其他地方，只有和老百姓开展亲密的接触 ，毫无芥蒂的充分交流，甚至加入大众日常生活和文化交流行动之中，才能取得信任和认同，才能形成对当地人和事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有没有充分交流，是民俗学田野作业是否取得成功的第一个标准。他讨论了当代民俗学的实践转向对田野伦理和研究方法论的影响、民俗学者对“实践”的几种不同的理解等。提到王杰文对实践民俗学的几个界定时，他对“自由民主”这一点进行了回应，即民俗学的“自由民主”是责任，是跟老百姓交流的自由，不是抽象的。以参与当代城乡大众文化实践为责任的民俗学，正在重新建构田野作业的交流关系，也就是重归日常交流和共同继承发展生活文化传统的关系。这是中国民俗学面向当下，转型发展的必然途径和持续进程。

（3、民俗学者需要在日常交流实践中发现问题）

刘铁梁教授批判了只专注文本而脱离实际生活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指明其已不适应当下社会，我们应以实践为导向而不是只做文本。他认为，实现田野作业中的深刻交流，民俗学者要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强调交流中要注意习得常识、发现问题、探究奥妙（原因）和说明事理这四件事。他以丁广惠先生即将出版的《海北风土记》和学生李晓宁的博士论文《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为例，肯定了这种回归民众生活、在交流中研究民俗文化的做法。此外，刘铁梁教授依据沈燕所著的《向死而生：江南一个村落的疾病观念》指出，中国百姓的生活中存在着从私人领域到公众领域、从隐秘层面到公开层面、从边缘话语到主流话语的一系列民间信仰或者说民俗宗教，而这些，正是民俗学者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所不能忽视的对象。刘铁梁教授还根据这三个具体案例讲述了田野作业进入日常交流实践后，导致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转变和新的问题的发现。

（4、评议环节）

田阡教授回应了刘铁梁教授提到的广义的“家乡”，他认为民俗学者只有真正的把田野变为自己的“家乡”，并且带着发现问题的经验，与民众打成一片、抱成一团、哭在一起，才能够很好的将文化与社会结合乃至发现一种新的阐释民俗文化的角度。岳永逸教授指出，实践民俗学的核心是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做民俗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再民俗化的过程，也就是重新研究我们自己。他强调，民俗学者做田野研究的时候，阅读和知识准备是必要的，但是更应该直面生活，直面事实本身。

辽宁大学周福岩教授（补充）:刘老师今天讲家乡,其实在马丁·海德格尔（德语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中这是重点。我能体会刘老师是想还原“家”本身的建构过程，因为只有充分的交流才能有家。刘老师的路径是尊重历史、尊重既定的文化默默建构的过程本身，反对外来的、抽象的，这个我是万分赞同的。黑格尔提醒我们，人同时有两种意识，一个是意识，一个是自我意识。我们总是带着自我意识用我们的有限性去看无限的无意识，如果忘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提问方式就是不对的。我觉得民俗学一定要解释感受性的存在，也就是刘铁梁老师在这场讲座中提到的“家”。

（5、提问环节）

在提问环节，辽宁师范大学的刘思诚老师结合自身的田野经验，表达了对“是否应该带问题下田野”的困惑，并说明自己无法做到杜博思（Thomas D.DuBois）的主张——不要预设问题。

对此，刘铁梁教授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其实是有预设的。但要反对主观盲目的预设，认知不要被既有的条条框框限制住。杜博思（Thomas D.DuBois）是美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结构，在他看来结构就是历史，所以他们有一大堆的问题意识。但他主张在研究中不要过多地按照原来已知的东西去想问题，要适当地聆听对方有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