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基于一定时间规律，由相对确定的空间场所中相应人群践行特定文化活动所构建的人、时空、文化实践彼此叠加的复合型遗产。它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的属性，又有区别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特性。通过时间视角、空间视角和社会关系视角阐释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在时间视角下，呈现空间主题的动态传承性与时空复合的周期复现性；在空间视角下，呈现空间特色的地域风土性与空间场所的传统规制性；在社会关系视角下，呈现空间活动的组织规范性与活动空间的开放共享性。现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时空压缩趋势加剧，文化多样性受到强烈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必须基于其时空复合体的基本特征，遵循内涵真实性原则、生态系统性原则、生活适应性原则实施文化空间的活态保护，以期实现优秀传统文化有序传承与发展。

萧放 席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动态传承、变幻不居的，作为一个变化的过程，既是历史的更是当下的，如同一条在时空中不断流淌着的富有生命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差异就在于它的动态传承性。动态传承包含着继承与发展两个方面：继承强调的是延续历史遗留下来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承接，但这种承接并非一成不变的机械复制，更多的是以活态传承精华、以守正规范发展；发展强调的是更新、改进实践活动的方法、路径、环境，以满足客观需求变化，并获得有益效果。

文化空间作为基于时空伴随的文化实践复合体，一直处于动态传承过程中。从历时性角度看，首先，作为文化实践发生和发展的实体场所，文化空间物理向度上的空间形态会产生一定改变，尤其受现代性影响的当下，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景观变化时时发生在物理空间中。其次，随着日常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人们的时间观念也悄然发生着变更，这影响着文化实践活动的时间与周期。相应的，文化空间中的实践主体会因时、因地、因情，动态更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活动，文化空间的活动主题饱含动态传承性。当然这种传承更新必须是严格恪守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符号”，坚持文化实践基本内核，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基础上，通过适当调节改变“随机符号”完成的，是适应当下需求，融入日常生活的活态更新。例如西藏昌都芒康县盐井社区巴玛巴典文化空间，当地在经历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尤其是盐井社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后，巴玛巴典开始在旅游情景中承载了商业展演功能，文化空间的物理场所由村内庭院变更为村社停车场，展演周期、时点由每年新年一次变为配合旅游团时间表演若干次，活动内容与流程也进行适度精简，但其最重要的娱乐性及原有的礼神、娱神基本内涵与功能仍然保留，时空的转变并未移易当地民众对仪式原生文化意义的理解和认同。这一案例较为深刻的揭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活动主题的动态传承性，我们面对的客观时空条件是不断变化的，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不能将文化空间视为“静止”的故纸堆或历史遗留物，而要主动面对和接纳它的更新和变化，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所在，只要保持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的相对稳定，就能实现传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

文化空间作为一种时空复合体，可以理解为从传统延续下来的民众的时间生活。它在时间向度上体现出周期复现的节奏，这种周期复现性集中表现为实践活动的周期规律和节点规律。

周期规律是指文化空间中的实践活动并非随时而为，它是一种遵循历史传统，按规定顺序重复出现，并有相应时间间隔的秩序性活动。这种规定顺序可能是自然时序，也可能是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社会时序。最能体现周期规律的便是各类岁时、节日文化空间，它们依循时间秩序反复呈现。如甘肃西和地区乞巧文化空间，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可见该习俗在形成之初即有相应的周期规律，发展至今西和乞巧节仍然按照以年为周期间隔的规律，在每年农历六月三十日晚至七月初七晚，举行七天八夜的乞巧活动，依时序开展坐巧、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等环节的文化实践。

节点规律是指文化空间作为一个时间过程，其实践活动的“始”与“终”均置于特定时间节点上完成，而这种时间节点的选择是依据天时或者人时而定的。比如冬至在中国传统社会曾长期被视为一个与新年媲美的人文节日，又称为“亚岁”，至今民间仍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这就是古人通过观测天象，发现冬至是夜最长、昼最短的时点，冬至过后白昼逐渐增长，黑夜逐渐缩短，所谓阳气始升，阴气盛极而衰，故而人们依天时在此日祭祀天神、祖先，祈求得到庇荫。先秦时期这一传统既已形成，《周礼·春官》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延续到明清时期依然如故，冬至日君王会赴天坛祭祀上天，完成“国之大事”，民众则在此日祭祀先祖，食馄饨或汤圆，以求阳气助长，身体康健，基于节点规律的冬至文化空间跃然浮现。又如甘肃天水地区的伏羲祭祀文化空间，只有在农历正月十六与七月十九前后出现，平时伏羲庙和卦台山仅作为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游览。唯有到上述两个时点，当地才会组织隆重的祭拜仪式，周边民众万人空巷，祭拜伏羲、祈福纳祥，按当地居民的话说：“人宗爷平时忙着呢，不是天天守着你的，只有这时候，爷（伏羲）才显灵哩”。

文化空间形成的前提是物理向度上空间场所的存在。空间场所中的气象、水文、地形、景观诸风土要素直接影响着区域社会的经济、文化形态，决定着地方群体的生计方式与生活模式。作为文化实践的主体，生活在不同地域环境的人，拥有不同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模式，因此不同的地域空间、风土环境会造就相异的文化实践，进而形成各色非遗文化空间，即古人所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同时文化空间的发展、演变也是在一定地域场所中进行，必然会受各自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显著的地域风土特征，如日本学者和辻哲郎所言：“没有脱离风土的历史”。

地域风土的差异性造就了文化空间的多样特色，比如汉族传统民间舞蹈在南北方形成泾渭分明的形式类型，南方民间以花鼓、采茶舞为代表，北方民间以秧歌舞为代表。花鼓、采茶舞依托南国风土环境，曲调优雅，歌词多颂赞江南美景或者美好爱情生活，动作多依循采茶等南方农事动作，优美轻盈、纤细柔和；北方秧歌表达则直爽豁达，动作强劲豪迈，摆幅较大，使舞者浑身发热以抵御严寒，符合北方的地域特征。即便同一题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其表现形式也因地域风土差异而大相径庭。如同为祭孔文化空间的山东曲阜释奠礼与日本东京孔子祭，形式与内容区别明显。日本孔子祭源于唐代，由日本遣唐使引入并开创，最初与中国仪式无异，后逐渐受当地风土人情影响，在地化趋势显著。东京孔子祭没有中国传统祭孔的“太牢礼”“三献礼”与佾舞，而是配合和式音乐献祭鱼类和日式食品，并由身着和服的女性茶师献茶，在祭祀人员敬拜孔子圣象后，又独创《论语》宣讲和集体吟唱《孔子颂德之歌》环节，彰显出浓郁地方风土特色。“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文化空间源自地方民众文化生活实践，呈现显著地域风土性，地方风土沁润着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一定程度上统一着区域民众的行为方式，影响其文化心理，在潜移默化中勾连着民众与地方。

真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只有在真实性的基础上，文化空间才能谈及传承与发展。文化空间的真实是一种发展变化的“真实”，它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这种静态的、被历史定格的“真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特征使其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它的“真实”也在不断演进，但这种变化与演进不是没有边际限制的，我们要真切保持与传承文化内在的核心价值、核心技艺、核心观念，在内涵原真的基础上基于时空变化，更新、发展非遗的外延表征。即便文化空间内部文化发生变迁，这种变迁也应该是真实的、符合文化演化规律、是社区民众自然发展的主动选择。在实践操作中，必须要厘清文化空间的价值核心与生命动力之源，明白哪些是可以革新的，哪些是保持不变的，基于这种前瞻性的认识与判断，才能指导我们“众人拾柴”“心向一处”，维护文化空间健康有序发展。相反，舍弃对核心内涵的抽析与理解，保护将如无头苍蝇一般，要么停滞了文化空间的活态传承，使其丧失鲜活性与生命力；要么变更了文化的本源，使其丢失真实样态，从本质上变为其他形态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作为人与时空、文化实践相互作用的复合体，关涉文化与环境、文化要素之间等多种关系，类似于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相互影响、互为依存，故它的保护应是包含诸关联要素的生态系统性工程。

首先是针对文化空间生境的系统性保护，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两方面，它们是文化空间的生产基础，唇齿相依、彼此共生构成一个文化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中的水土、气候、景观，社会文化环境中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审美情趣及生产方式、生计模式均会影响文化空间的产生、发展。文化实践活动一旦脱离其伴生环境，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无法谈及真实性与地方性，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同中草药种植一样，脱离特定水土，不仅生长缓慢，药物疗效也受到影响，地道药材必须依托本乡本土的特定环境系统，否则难免南橘北枳。文化空间保护亦然，这要求我们必须对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系统的关照。

其次是针对文化实践本体的生态性保护。面对文化空间时，必须基于文化实践的整体形态和系统性价值进行研判和保护，文化空间项下的文化实践往往由多种活动复合伴生，类似文化丛的性质，不能将有机的文化丛人为撕裂开，只保护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比如常见的庙会文化空间，其中包含民间信俗、民间娱乐、民间商业等多种文化活动，是融合了信仰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甚至工艺民俗的复合场域，在传承保护中需要通盘考虑，既要注重信仰仪式的延续，又要重视庙会的商业功能和娱乐功能，不能狭隘的片面保护。违反生态性原则的碎片化处置会破坏文化空间的整体风貌，导致局部失衡，不但达不到保护的目的，更有甚者可能对文化空间带来不可挽回的破坏。

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民众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实践，日常生活是滋养其蓬勃发展的沃土，民众社群是其自始至终的践行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众的生活之间存在双重“共生”关系，即行为层面的共生（民众是日常生活中文化实践的主体，保持着自身的“物理在场”）和心理层面的共生（民众认同非遗，并借此组织生活、规范生活、美化生活，保持一种“意义在场”）。

文化空间作为一种饱含生命力的区域性生活文化场域，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基于对地方日常生活的保护，这种保护不是对历史遗留物的刻意复制与死板重现，而是一种要求民众在场，以社区民众为主体，“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是一种带着露珠、冒着热气、充满鲜活性的保护，是一种顺应日常生活变化、与民众日常生活声气相通的保护。只有让文化空间融于生活中，才能让其薪火相传，有生活的传统、有传统的生活才是存续的理想状态。刘魁立先生曾用“活鱼要在水中看”类比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鱼”是指动态变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是指其生存发展的客观环境，这对文化空间保护同样适用。需要补充的是，这个“水”必须是“活水”，因为我们日常生活是发展变化的，活水之中才有满足鱼儿生存发展的氧气与食物，文化空间保护只有源于生活、贴近生活、拥抱生活，才能欣欣向荣、长流不息。

全球化背景下，当今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时空压缩”的趋势由经济、社会领域很快传导至文化领域，整个世界正经历着程度最深、时间最久的文化交互，文化涵化与文化趋同趋势在所难免。如何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如何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如何面对技术社会的新挑战，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如何传承，这一系列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发展的精神根基之一，是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集中体现。通过对非遗文化空间的分析和讨论，在理论上，有利于完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可以保护地域文化精粹，提升应对现代性对文化多样性消解的能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类型，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领域，学界应根据其时空伴随的文化实践复合体这一特性，进一步加强“文化空间”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振兴，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赓续、传承做出更积极的贡献。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